4.四處奔走，籌建數地工會
安源大罷工勝利後，安源工運成為當時中國工運的一麵光輝旗幟，創造的成功經驗和有益做法迅速傳播和運用到各地。各地工運和工會組織紛紛邀請安源工運領導前往指導、幫助和支持。朱少連是派往各地指導工作最多的領導人之一。1922年10月，他奉命參加粵漢鐵路總工會和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的籌建工作，11月參加粵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同月，他參加湖南工團聯合會第一次代表會議，被選為主席。不久，他赴漢陽，參與籌建漢冶萍總工會並出席成立大會。他還擔任了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委會駐株萍鐵路特派員。朱少連為這些地域性和全國性工會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我黨產業工人中最早的中央執行委員之一
朱少連從一名火車司機，在黨的教育培養下，迅速成為產業工人中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由安源工運領袖逐步走向地域性和全國性工會組織的重要領導人，並在1923年6月黨的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成為產業工人中最早的中央執行委員之一，實現了革命生涯的一個重大轉折。
1.從安源工人領袖躍升為黨的中央執行委員
1923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全國工運的成功範例之地安源選派一名代表參加黨的三大。朱少連以中共安源地委書記的身份，作為全國30多名代表之一，參加了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的、在黨的曆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和地位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朱少連攜帶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專門撥付的經費，途經株洲、長沙等地，如期到達廣州開會。
黨的三大，確立了國共合作、建立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重大政策。會議選舉產生了由9名中央執行委員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中朱少連、王荷波、項英3人均是工人出身的執行委員，這是我黨曆史上第一次在黨的領導層內輸入工人階級分子的新鮮血液。雖然黨的三大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認為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且軟弱”，工人階級“尚未完全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但從三大選舉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實際結構和數量上看，9名執行委員中有3名是工人出身的，比例占總數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見，盡管黨的三大對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作出的決議中還存在對工人階級現狀、力量評價和認識的不足之處，但從執行委員的數量構成上，實際上還是在一定程度內肯定和確定了工人階級的應有地位。黨的三大後，朱少連成為全國工人階級的典範之一。
2.矢誌不移地努力工作
當選三大中央執行委員的朱少連，還擔任中央駐湖南省委委員。回到安源後他更加努力工作，著手與劉少奇一道以安源工運興起、罷工等曆史為案例，分析總結安源工人運動的經驗，指導各地的工運工作。1923年8月，他和劉少奇合寫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該文獻共18個章節，1.6萬多字，全麵客觀地回顧了安源大罷工勝利前後安源工運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分析和闡述了成功的原因，提出俱樂部的任務和工運發展的方向，成為指導工人運動的一本實際教科書。
從1923年至1925年9月期間，在劉少奇、朱少連等的共同領導下，安源工運俱樂部建設和經濟、教育、文化等各項事業蓬勃發展，黨組織始終處在半公開活動中。特別是1924年12月創辦了中共曆史上的第一所黨校——中共安源地委黨校，黨員人數迅速發展，黨員幹部質量得到很大提高。至1925年1月時，安源的工人黨員達198名，占當時全國黨員總數950多人的五分之一還多，安源工運出現了全麵發展的興盛時期。同時，安源黨組織執行黨的三大決議，成立了安源市黨部，朱少連與同誌們一道在國民革命的大潮中全心傾力地開展國共合作，結成統一戰線。這期間安源工運的成就，與黨的三大中央執行委員朱少連的指導和身體力行密不可分，他功不可沒。
1925年9月21日深夜，安源路礦當局勾結軍閥武裝封閉俱樂部，發生了俱樂部副主任黃靜源等人被殺的“九月慘案”。朱少連深夜在工人的掩護下離開安源，躲過一劫，開始輾轉於廣東、湖南兩省數地堅持開展革命鬥爭。1926年5月1日，他在廣州參加了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會上作了題為《安源路礦工人之奮鬥》的工作報告，對“九月慘案”進行了深刻剖析，總結教訓，告誡和提醒各地黨組織和工會組織。他強調在不要忘記“為死者複仇”的同時，“在我們還沒有得到政權的時候，我們謀解放的組織與和平的建設，被統治者之摧殘，固為革命過程中常遇的打擊”[1]P571，因而在複雜艱險的革命環境中，應十分注意和講究鬥爭策略，避開敵人的鋒芒，以保存革命勢力：“我們一麵看出敵人的罪惡，一麵也應注意並糾正自己的缺點，即工會的內部的組織不能完全公開，應付的策略要十分確當！這是我們所得的教訓。”[1]P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