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國共合作中忽視帝國主義對革命陣營的分化
近代入侵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通過條約體係鞏固其非正式地對中國的間接控製，同時寄希望於文化滲透，以為長久的經濟利益鋪路。1921年11月，帝國主義通過《華盛頓條約》確認了共同統治中國的局麵。此時外國在華勢力已經成為中國權勢結構的直接組成部分，列強自身也是中國政治法律秩序的構建者和維護者。因此若中國對現存的政治、社會結構實行大規模的全麵改革，就必然意味著對既存權勢結構的挑戰，那就必然會涉及到列強的帝國主義在華既得利益，此時列強也就會轉換為既存秩序的維護者了。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中提出“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口號[1]P165，這說明中共已經認識到帝國主義是中國軍閥的後台，打倒軍閥，也就必然要打倒帝國主義。而當時的中國和遠東局勢受著四個原則的影響：“英美的門戶開放利益均沾原則；二是日本提出的‘東亞門羅主義’原則，即日本與中國相鄰，於是有特殊的政治、經濟利益；三是蘇聯的反對帝國主義原則；四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原則。”[6]P157-158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的中外關係就是處於這樣一種複雜多變的混亂格局之中。當中共與國民黨聯合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工具——軍閥時，這種對既存中國權勢結構的挑戰必然要涉及帝國主義列強的利益，那麼帝國主義也就必然會隨著中國局勢的走向不斷調整其對華政策原則。
很顯然，雖然中共也意識到中國的內政和帝國主義有著密切的關聯，但並沒有非常深刻和清晰地認識到中國內政和外力的糾結和互動已經遠遠超出了原有的認知。中國純粹內部的“改朝換代”和爭鬥已經不再是中國自身的事情了，它必然牽動著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格局的變動。而帝國主義為了維護其既存秩序和利益，也會動用其強大的軍事、經濟力量來左右中國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重新洗牌。故當北伐推翻舊軍閥時，英美等國就要想盡辦法來分化革命陣營以尋找新代理人，從而維護和擴大其利益。此外，出於對共產主義的仇恨，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坐等由蘇俄和共產國際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力量的壯大。隨著國共兩黨共同完成了北伐第一階段的勝利，維係兩黨關係的共同利益也就不複存在了，而國民黨內部組織的分裂和掌握軍政大權的蔣介石親英美的政治立場的明朗化，就更為帝國主義分裂革命陣營提供了很好的契機。而中共對於帝國主義對革命陣營的分化，卻並沒有想到采取實質有效的措施以應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也就不可避免了。
綜上所述，中共三大是中國共產黨自創建以來第一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大會，是對在中國的曆史條件下如何進行革命問題所作的一次重要探索。第一次國共合作是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初次探索，而進行的轟轟烈烈大革命運動所產生的效果更是超出了當時國共雙方的預期，國民黨得以改進和壯大，而中國共產黨通過合作也擴大了其社會影響力和群眾基礎。由於主觀上的不成熟和客觀環境，第一次國共合作雖然還存在著許多不足，中共對國共合作中會出現的一些問題存在著認識上的偏差，以及沒能隨著形勢的變化而采取相應的策略以應對，但這是任何一個新生的政黨在其成長過程中都無法克服的，任何政黨都無法超越當時的曆史環境和自身條件的束縛。因此，我們不能以現在的眼光去苛責那時的共產黨。相反，這些不足絲毫不能掩蓋三大的曆史功績。中共三大所確立的國共合作的方針政策使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革命的舞台上嶄露頭角，而大革命的成功與失敗以及在與國民黨合作中的恩恩怨怨間，也使中共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為日後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石。○
參考文獻：
[1]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2]陳元九.“黨內合作”形式若幹問題之辨析[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
[3]王奇生.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1924-1927）[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4]胡玉海.近代中國軍閥政治的形成及特征[J].社會科學輯刊（近世史壇），2003（1）.
[5]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陳誌讓.軍紳政權[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80.
責任編輯 萬 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