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論中共三大對第一次國共合作認識的曆史局限性(2 / 3)

三、對存在於中國的軍閥政治缺乏更深層次的認識

20世紀20年代初的中國名義上處於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下,實際軍閥割據,各為派係。各派軍閥在英、美等國的支持下展開了更為激烈的戰鬥,引發了多次大規模的混戰,使中國政局陷入了極度的混亂。國共雙方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就是為了進行“打倒軍閥”和“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運動,這在中共三大通過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中也提到:“目前政治的鬥爭,自然是國民運動——排除外力及軍閥的運動。”[1]P148簡單來說,中國共產黨希望通過與國民黨聯合來結束當時主要的直、奉、皖係之間年年混戰的局麵,統一中國。但中共及共產國際對當時中國軍閥政治卻缺乏更深層次的認識,這也導致了沒能積極應對國民黨性質的逐漸變化而采取及時、有效的措施,為日後的國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胡玉海曾在《近代中國軍閥政治的形成及特征》中提到:“軍閥政治是中國社會在由封建的君主專製政治向近代資產階級民主立憲政治過渡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形態”;“自19世紀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及清王朝內部的腐敗,封建中央集權製的衰落和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的衰敗,是中國近代社會動亂和軍閥政治產生的淵源”。[4]P149在中華民國建立13年後,至少有4種不同的憲法,政治體製經常變動,短短的時間經曆了君主製、共和製、攝政製、軍政府製的變化。除此之外,在1916年至1928年不到12年的時間內,政府首腦改換了9次,而在當時的南方,這種“搶座位”的現象也同樣發生在國民黨政府內。而軍閥割據的局麵正是源於這種政治製度的不穩定和政權的頻繁更迭,但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也是從中央集權製向民主體製過渡的一種表現。

早期的國民黨內部構成異常複雜,國民黨與“軍閥”相互交織,關係模糊。此時國民黨的許多特征與我們通常認知中的“軍閥”並無太大區別,孫中山經常被視為南方的軍閥。“二次革命”後,孫中山經常周旋於南北各路“軍閥”之間,長期用兵,一直未曾離開過軍事鬥爭。在1922年直係曹錕、吳佩孚通過“第一次直奉戰爭”控製北京政府之後,孫中山仍然聯合了奉、皖兩係,形成了反直“三角同盟”,對抗曹、吳。所以中共也曾多次批評國民黨經常與軍閥攜手勾結。中共三大後,中國共產黨幫助國民黨改組,改組後軍隊由政黨所屬,改變了當時帶有普遍性的軍隊私有性質,這是國民黨軍隊與奉、直、皖等係“軍閥”最大的不同。但隨著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的分化,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軍權在擴大,黨權卻在衰落,而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三大之後顯然並沒有預想到改組後的國民黨仍然不是一個組織與紀律相當嚴格的政黨,以這樣的實力基礎謀求製約日益強大的“軍權”顯然並不現實。中共也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來應對國民黨的變化。在日後的北伐中,國民革命軍收編了大量先前被視為“軍閥”的軍事力量,在北伐迅速進展的同時也開始形成新的“軍人割據”,這種情況使得國民革命軍與北方軍閥已無太大區別了。所以,北伐之後,即使名稱與形式發生了改變,但舊軍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李濟深等對其屬地的控製並沒有太大變化,割據仍然存在,內戰並沒有停止。而當國共合作破裂之後,即使在國民黨內,胡漢民也批評蔣介石為“新軍閥”。舊式“軍閥”被“打倒”之後,“新軍閥”隨之產生,以北洋軍人為代表的“軍閥政治”走向末路卻並未完全消失。結果是,1928年至1949年間,軍閥主義仍是國民政府的一個重要方麵。

從根本上說,北洋軍閥和其相適應的軍閥政治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毛澤東對中國軍閥政治存在的根源進行過理論分析,指出:“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故隻要各國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狀況存在,各派軍閥就無論如何不能妥協,所有妥協都是暫時的。今天的暫時的妥協,即醞釀著明天的更大的戰爭”[5]P49。也就是說,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中共必須實行土地革命,消滅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封建剝削,團結工農,擁有相當力量的革命武裝,反對帝國主義以取得徹底的民族獨立。隻有這樣,才能消除中國軍閥政治生存的土壤。大革命的失敗證明,如果隻是單純地依靠國共合作,最終也隻是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在國民黨名義上統一全國後,又出現了新軍閥之間的連年混戰,這是近代中國軍閥政治曆史邏輯演繹的必然結果。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首次國共合作進行的國民革命隻是推翻了“北洋軍閥”,但沒有消滅軍—紳政權,沒有消滅軍閥割據的局麵,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軍閥政治問題,所謂打倒軍閥的目的並沒有真正地實現。直到1949年解放戰爭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才算從根本上消滅了存在中國長達37年之久的軍閥政治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