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共三大對第一次國共合作認識的曆史局限性
專題研究
作者：汪晴
[摘 要] 中共三大是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全國代表大會。三大開創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局麵，掀起了大革命運動，對中國革命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同時由於處於幼年時期，中共三大對國共合作還缺乏深刻的認識，使第一次國共合作帶有一定的的曆史局限性，從而為後來的國共合作的破裂埋下了伏筆。
[關鍵詞] 中共三大 第一次國共合作 曆史局限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三大正式決定同國民黨合作的策略方針與組織形式，從而揭開國共合作序幕。正是這一政策的確立，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團結當時在中國有一定威信且較為革命的國民黨，廣泛發動群眾，聯合一切革命力量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鬥爭，從而大大加快了國民革命的步伐。但由於我黨還處於幼年時期，受主客觀條件的限製，黨對中國革命的許多問題還缺乏深刻的認識，使得三大對第一次國共合作認識上存在一些曆史局限性。
一、過於強調合作的一麵，而忽視了鬥爭的必要性
合作並不意味著就是融合。在合作中亦存在著鬥爭，以鬥爭求合作。政見不一的國共兩黨是在反帝、反軍閥這一國民革命目標下實行合作的，但雙方本身的階級屬性是不同的，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更是有巨大分歧，雙方缺乏穩固的長期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礎。因此在國共合作中，中國共產黨應既聯合，又要進行必要的鬥爭，而不能為了合作，一味地退讓，從而喪失自己的相對獨立性。但當時處於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得以體現：“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1]P165這一觀點不僅反映了共產國際沒有認清國民黨的階級實質以及對中國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力量的過高估計，也折射出中共對其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的看法。而當時受共產國際指導策略的影響，中共領袖陳獨秀在後麵的國共合作中也極力強調國民黨的作用，認為凡是國民革命工作，都應當歸於國民黨，由國民黨組織工作，即“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中共三大通過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也沒提到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爭取對民主革命領導權的問題。另外，“陳獨秀也曾發表著名的‘二次革命論’的觀點，他錯誤地認為革命的領導階級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國民黨是主角，處於領導地位，共產黨是配角，處於服從和協助地位，共產黨應始終從‘客人’地位出發，以國民黨為主，幫助國民黨來對待和處理國共兩黨關係及有關重大問題”[2]。這種錯誤觀點導致了共產黨在與國民黨合作北伐期間沒有放手開展革命運動，加上中共領導人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輔佐國民黨方麵去了，所以在北伐勝利後自身的武裝力量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和壯大，致使在國民黨右派集團叛變革命時，中國共產黨方麵幾乎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組織有力而有效的反擊，第一次國共合作最後以破裂而告終。
二、側重於政治工作，而對軍事力量重視不夠
中共三大通過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中強調：“我們特別的工作，須努力促成全國總工會之獨立的組織，從事經濟的及政治的爭鬥。”[1]P147-148這反映了在推動國共合作中，共產黨的中心工作是政治工作。實際上，中共三大前後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很重視政治宣傳工作，認為如果一個政黨要擴大其組織和影響力，需要將宣傳和行動同時進行。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後，共產黨人能夠從秘密狀態轉為公開活動，這極大地方便了中共的政治宣傳工作。三大後，中共陸續派了許多幹部到廣東工作，努力將廣東建立為國民革命的宣傳陣地。中共還很重視在工農群眾中廣泛開展宣傳活動，從而吸收了更多的工人、農民、青年學生入黨，擴大了群眾基礎。
不可否認，通過一係列政治宣傳工作，中國共產黨在更大的範圍內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使國民革命深入人心，也提高了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同時也壯大了黨組織及其影響力。而與在政治宣傳上的強勢相比，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重要性卻缺乏足夠的認識。當然，工人運動的失敗，加上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在三大前後也逐步認識到軍事武裝的重要性了，如積極參與創建黃埔軍校、組建工團軍和農團軍，成立軍事運動委員會等。不過很顯然，中共當時的工作重心仍然是政治工作，比如黃埔軍校創建之後，實行黨代表製度，並建立政治部，貫徹軍事政治並重的教育方針。中國共產黨派出大批共產黨員到黃埔軍校任教，主要是加強政治工作。故雖然培養了一批軍事幹部，但並沒有實際的軍隊控製權；而且在中共和共產國際幫助下，國民黨開始實行“黨軍”製度，軍隊聽命於政黨，由黨來指揮槍。正如王奇生所言：“軍隊為政黨掌控後，政黨之間的競爭也隨之導入武力之途，由‘文鬥’轉為‘武鬥’。政權在不同政黨之間的轉移，最終由槍杆子來決定。”[3]P61-62也就是說，國共合作早期是國共兩黨合作與北洋軍閥進行軍事武裝鬥爭，而隨著舊軍閥的失敗，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鬥爭也將由軍事力量來決定，但這個問題在中共三大上及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都沒得到中共及共產國際足夠的重視。所以總體來說，由中國共產黨自己掌握的軍事武裝力量明顯增長不夠。但當時的中國是處在一個殘酷的戰爭年代，軍閥割據，毫無民主可言，這就是一個“槍杆子出政權”的年代。大革命的失敗縱然有很多複雜的原因，然而中共對於加強自身軍事實力的重視不夠確是一個很關鍵的原因，這使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後期處於極為被動的局麵，從而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