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為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製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貢獻。建黨之初，留學歸國的劉少奇、李立三等人奔赴礦山、鐵路、機車、海運等工人群眾中去，充分發揮他們的思想政治工作才幹，啟發工人的革命覺悟和組織鬥爭意識。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後，周恩來、熊雄、聶榮臻等中共留學歸國人員在黃埔軍校中主管政治部工作。熊雄主持製定的《政治教育大綱草案》，規定了政治教育的內容、課程、目的等；從蘇聯歸國的劉伯堅主持製定的《國民軍聯軍政治工作大綱》，提出了爭取教育敵軍的任務、方法。周恩來在黃埔軍校主持開辦高級政治培訓班，為北伐軍培養了一大批高級政治工作幹部；李富春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中提出政治工作要實現軍民團結、軍隊團結的任務。[2]土地革命時期，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設立總政治部，留蘇的王稼祥擔任主任，聶榮臻任副主任，下設組織部、宣傳部、敵工部、地方工作部、青年部和紅軍最高裁判所等機構，政治工作的組織機構趨於完備，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走向製度化、正規化。
第三，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提供大批文化理論宣傳和軍事戰線的優秀人才。建黨初期，黨內理論宣傳的人才大多來自留學生群體，如李達、蔡和森、瞿秋白、楊明齋等。大革命失敗後，留蘇歸國學生張聞天、沈澤民、王稼祥、博古、王明等多從擔任黨報主編、中央宣傳部長等職務開始，從事革命宣傳工作。軍事上，留學生發揮了獨特作用。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高級指揮員劉伯承、陳賡、蕭勁光、葉劍英等都曾留學蘇聯。全麵抗戰爆發，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下轄三個師，其中一一五師副師長聶榮臻留學比利時、蘇聯，一二○師政委關向應曾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該師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一二九師政委張浩曾在蘇聯學習。南方八省遊擊隊領導人陳毅和之後成立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都有出國留學的經曆。
第四，在農民運動和根據地建設過程中做出開創性貢獻。1918年，彭湃考入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就讀。[3]他對農學理論有興趣，常到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向同學請教問題，後參加進步師生發起組織的“建設者同盟”。該組織十分注意對農民問題的研究，要求其成員親身到農村去進行調查和觀察，參加農村實際運動。彭湃參加了“建設者同盟”組織的支持農民反對地主，要求實行減租和保證農民耕種權利的法庭鬥爭，並對一個縣的佃農糾紛進行了實地調查。1920年10月，彭湃與好友在東京發起組織“赤心社”，組織起來研究《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問題研究》，討論十月革命的經驗，分析國際國內形勢，並常去京都帝國大學聽河上肇的課。在“戈思母”俱樂部，他結識河上肇等人，對大山鬱夫、北澤新次郎講授的農民問題和農村概況進行認真學習和研究。[3]回國後，彭湃在家鄉宣傳馬克思主義，抱定“我即貧民”“我即現社會製度的叛逆者”心態，一個人到苦難深重的農民中去，與他們做知心朋友，由組織“六人農會”、赤山約農會、海豐縣總農會、惠州農民聯合會等到成立廣東省農會，逐步將農民組織起來與地主豪紳為代表的封建勢力開展堅決的政治、經濟鬥爭。他親自為農會起草章程和宣言，提出農會的十大任務，要求對農民進行經濟鬥爭訓練和做奪取政權的準備。[3]國共合作開始後，他主持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主講前五期課程，培養了大批農運幹部。留學生群體還為根據地建設提供大批經濟、政治、教育和外交等方麵的專業人才。例如，“林伯渠同誌留學日本時就攻讀過經濟學，研究過財政學和簿記學、統計學……後在南昌起義、中央蘇區、長征路上和初到陝北期間，他也一直在做財經和部隊的供給工作。抗戰開始，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及在西安從事統一戰線工作期間，還同時兼任著中央財政經濟部長、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在長期的經濟工作中，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這方麵做出了許多貢獻，為黨和國家培養了大批財經幹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