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開始辦公即感覺到文書處理的缺乏效率……但是管理收發(總收發和內收發)檔案的也有四十多人，但是一件公事的發出，因手續繁複之故，非一周不行，費時失事，影響很大。”為此，他先將這一突出問題拿出來做詳細研究，在部內的紀念周報告文書改革的問題。當時部內有人以為甘所提“問題太小”，最好換一個“大問題”。對此，甘乃光並不鬆懈，他主張從小處做起，但並不把大事忽略了不做。他在內政部推行的第一件事就是省去收發科，目的在於減少部內不必要的機構設置，提高工作效率。他的這一舉措頗顯成效，不但將五六個人的時間騰出來做別的事情，而且收發事務依然進行無礙。這小小的成功很大地鼓舞了甘乃光，使他有對檔案管理工作做進一步研究的決心。為了探尋新的檔案管理方法，甘乃光曾到衛生署參觀用卡片登記檔案的試驗，後又到中央黨部組織委員會參觀考察檔案管理法。參觀之後，他決定效仿試辦卡片登記辦法。但此番試驗，結果並不理想，卡片弄好後沒有被應用，除了警政司肯嚐試外，其他各司都推諉下去，隻得停止。這次失敗的經曆，使甘乃光發現了很多新問題，而有繼續做更切實研究的決心，之後便有了文書檔案連鎖法的試驗與推行。
除了致力於文書檔案改革外，為了促進部內對問題研究的深入，甘乃光還實行科員辦事員作研究論文的辦法，規定每人須就他所職掌範圍內的問題作出報告和具體的建議。此辦法經多次推行，其成果即部內人員真正認真關注起來，一些論文的建議亦因有利於現實而被采用。
2.2 “行政效率”問題的提出
從國外行政管理的發展來看，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正是歐美行政學家提倡行政效率研究的時期。“現代歐美國家，為適應時代求計，莫不努力求於組織之完備，謀效率之增進，特設機關，延聘專家，研究調查方法。”當時的學者與官員部把提高效率作為研究行政、進行行政改革的原動力。從國內形勢來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麵臨一個黨(國民黨)、兩個政權(南京國民政府和武漢國民政府)、三個中央黨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和上海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四分五裂局麵。蔣介石為整合國民黨內各派力量，達到軍事、政治權力的集中，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軍事行動上，對“行政”問題在較長時間內比較忽略，致使政府內部管理機構運轉不靈、人浮於事、效率低下。1930年12月到1931年7月，蔣介石針對“蘇區”的三次“圍剿”均告失敗，國民黨政府陷入極其被動的境地。
麵對此種現實和後果，國民黨內領導人物和謀臣策士愈加意識到政府管理的重要性，蔣介石在“剿匪”區便率先推行了一係列行政改革措施，並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此後，這一係列改革措施被行政院接受，作為改革方案在全國推廣起來。可以說，此一時期正是國民黨當局對自身行政機構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和解決的開始。在此背景下，甘乃光愈加相信中國行政效率促進的必要和可能。他在歐美行政學理論中效率研究的趨向影響下，以在芝加哥大學行政研究院學過的行政學原理為指導，提出“行政效率”問題。他稱：“中國正走入行政集權與人民參政之複雜途徑中”，“強有力有效率之政府必須建立，以樹民族複興之基本……”他指出：
“效率不單是速度和準確的問題，量的問題，而且是質的問題。”“不過單就行政上之狹義的、事務的、機能的效率而言，而未及於廣義的、政治的、服務的效率……欲使行政不獨有狹義的效率，而且有廣義的效率，便須注意政策問題……”由此可見，甘乃光所謂“行政效率”問題，不僅要使行政機關運行在“量”上有改進，更要顧及機關在政治上、服務上“質”的推進。他認定，行政效率的實現，良好的政策是先決條件。當時，適逢行政院文書檔案改革方案實施後成績頗為顯著，於是順勢地，行政院決議成立行政效率研究會籌備處，甘乃光擔當重要職責。籌備處的成立，在近代中國是破天荒的創舉。如何辦理？仿行上述的歐美國家的做法，特設機關，延聘專家，研究調查方法成為當時的主導思想。隻是在人員、設備、研究方法等都成問題的情況下，這樣的效仿於實際的實施上困難重重，輿論對他們也表示出懷疑的態度，甚至有“又成立一新機關的譏評”，以至於甘乃光在著手籌備之初，就“曾發生過能否把這個重責擔負起來的疑慮”。最後，他一邊在幾個熱心的朋友主動幫助及各部會的代表極力幫忙籌備之下，一邊“警惕而更加努力於事”。終於，“不久輿論已轉為讚助的態度，替我們鼓吹，行政效率提高的需要，漸為國人所共認。”
3 主持行政效率研究會，推行文書檔案改革運動
3.1 甘乃光行政效率改革思想與實踐
對行政及其效率的重視，反映了近代中國積極的國家觀念。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中，道教主張無為而治，儒家則以政簡刑輕為致治原則，其理想是垂拱而天下平，對行政沒有積極的興趣，更不會注重效率。民國以後，受西洋近代政治觀念的影響，中國人的國家觀念才由消極趨向積極，行政效率改革正是20世紀20年代～30年代中國人為追求近代民主政治而發出的強烈呼聲。
甘乃光是較早關注行政效率問題的人。他在內政部推行的文書檔案改革，亦是為實現行政的現代化和效率化的目的。雖然，在當時的中國來看，關於行政改革的理論與思想，大部分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從西方科學管理思想當中舶來，甘乃光對其的研究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但是，從甘乃光的改革實踐及同時期形成的與改革相關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甘乃光對西方行政思想的批判性認識及對近代中國行政變革具有建設性的設想。
3.2 關於中國行政革新的設想
行政管理是技術性的事情。從國外行政管理的發展來看，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正是歐美行政學家提倡行政效率研究的時期。“現代歐美國家，為適應時代求計，莫不努力求於組織之完備，謀效率之增進，特設機關，延聘專家，研究調查方法。”當時的學者與官員都把提高效率作為研究行政、進行行政改革的原動力。對中國行政的革新，甘乃光的態度是積極的。“中國行政之需要改革，乃鐵一般的事實”，“所謂行政改革，即改革運用政策的機構人員與工具的問題，使之現代化，效率化。政權無論如何轉移，而此運用，不能不講效率”。他認為中國的行政革新“應有一個行政研究的機關，把中國的行政實際問題，加以檢討，提出試驗”。這些觀點大多是受啟發於當時歐美國家的行政學理論與實踐。但他對行政革新的認識又不止於此，而是還有更高水平的認識。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