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甘乃光“好談理論”到對“實際政治”的關注，以行政研究而奠基，融入國民黨政治文化主流，並主持行政效率研究會、推行文書檔案改革運動，探究了其作為一個政治官員，推行文書檔案改革，提出文書檔案連鎖法，對我國檔案學的建立作出很大的貢獻的思想淵源。並對其不斷通過多渠道了解認識西方，並以豐富的西學知識具體運用到整個運動實踐的各個環節中，這種與時代潮流相契合的程度及其前因後果作了進一步的深入探究。
關鍵詞：甘乃光；文書檔案改革運動
甘乃光是中國檔案事業近代化的領軍人物，在中國檔案事業發展史上影響頗為深遠。20世紀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曾進行過一次旨在強化國家機器、增進行政辦事效能的行政效率運動和文書檔案改革運動。甘乃光時任國民政府內政部政務次長，他提出“行政效率”問題，更“以身作則”，
“先從小處做起”，主持1933年6月行政院召開的改革公文檔案會議，推行文書檔案連鎖法，積極投身文書檔案改革實踐。然而，從甘乃光個人的角度，他在行政效率改革運動中推行文書檔案改革運動頗具意味。從嚴格意義上講，甘乃光並非檔案界中人，作為一個政治官員，他推行文書檔案改革，提出文書檔案連鎖法的思想淵源如何？
1 從“好談理論”到對“實際政治”的關注
1927年12月11日，在共產黨人葉挺、張太雷直接指揮下，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廣州起義。當時，甘乃光任廣東省黨部改組委員、廣州市市長。1928年春，國民黨中央就以“袒廣州暴動”的罪名，停止了甘乃光的廣州市市政委員長職權。此後不久，甘乃光赴美國留學，在芝加哥大學行政研究院當研究生。後又到英、德、法等國考察遊學，曆時一年。棄官遊學是對甘乃光政治生涯影響深刻的事件。事情因廣州起義而引發。我們說棄官遊學對甘乃光政治生涯有深刻影響，不僅是指其政治處境的改變，更重要的是指其政治思想取向的轉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樣的政治思想取向的轉化，最終將甘乃光推向了國家政治的中心，推向國民政府行政效率運動的前沿。
蔣家國民黨政府以“袒廣州暴動”的罪名加於甘乃光似乎牽強，然而又非無的放矢，其中蘊含著必然，這個必然存在於甘乃光當時的政治取向。
1922年甘乃光從嶺南大學經濟學係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兩年。“斯時乃光乃熱血青年，辦事積極認真幹練，出類拔萃”，“他的精力和才能引起廖仲愷的重視。廖時任國民黨左派高層的領導人物，他任甘為秘書，並對甘加大提拔”。初入仕途，甘乃光“像一切投身革命運動人們一樣”，是“好談理論的”。他推崇孫文主義，政治上主張聯俄聯共，讚成開展工農運動；任職農民部長期間，他“以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觀點為論據，著文《官僚劣紳為什麼會反對農會》等篇，思想極左，吐詞甚激，頗似階級分析之觀點”。然而問題就在於，自孫中山去世後到蔣介石以軍事領袖行使獨裁，國民黨內部從政綱政策到組織路線，均改弦易轍。蔣介石一方麵終止聯俄容共政策，另一方麵為了與共產黨劃清界限，將三民主義意識形態中原有的“左”的和一切稍帶急進和社會改革色彩的東西，統統當做“共黨”餘毒拋棄掉。這樣，理論(理想)的實現於甘乃光非但不易，而且因“左派”國民黨人的身份，其遭遇更勢在難免。事實上，在國民黨1927年～1928年的清黨運動中，除了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較“左”傾的國民黨員皆受到牽連。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熱情的黨員受清洗被淘汰。麵對如此複雜多變的政局，甘乃光“痛感理論的破產”，由理想與現實的反差所帶來的失落感最終把他逼向政治流亡的地步。
曆時一年的海外遊學，甘乃光收獲的是豐厚的理論和由此帶來的思想轉變。
“由美國經過英國的時候，英國的實際政治給我的印象很深。我覺得英國所側重者不是政治的理論，而是政治製度和機構的運行……我在這個實際政治的氛圍中雖不久，但我思想的轉機正在那時伏下了。”這裏的“思想的轉機”深藏意味。通過對“袒廣州暴動”這一政治事件的成功應變，雖然甘乃光在政治上暫時失去了職位，但在對國外政治特別是西歐其他國家政府行政程序的考察和研究過程中，甘乃光對時局有了重新的認識。他接受歐美行政學說並深為英國實際政治之運動所折服；他越來越認識到光“好談理論”是不夠的，正如後來他在自己的回憶性文章《我的行政研究的開始》裏所謂：“理論是事實之母的時候少，事實產生理論的時候多。”回國以後，甘乃光先是在上海專心從事譯著，曾把懷特的行政學總論譯出，對行政的研究隨之更加感興趣。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各派在“共赴國難”的口號下重新聯合。11月，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甘乃光被恢複黨籍，重新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任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1932年5月，任內政部政務次長(部長黃紹竑)。此後，甘乃光逐漸脫離了與汪精衛、陳公博的政治聯係，開始向蔣介石靠攏，並致力於行政管理技術的工作。
2 以行政研究而奠基，融入國民黨政治文化主流
幾番曲折，甘乃光終於重返國民黨政壇。對於甘乃光而言，重返政壇一個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融入到國內的政治文化主流。行政研究成為他邁進的基礎性一步。事實證明了甘乃光這一步的成功，1932年5月，甘乃光出任內政部政務次長，這是甘乃光重返政壇的一個起點，而他關於實際行政的研究實踐也由此開始。
2.1 內政部文書檔案改革的試行
甘乃光注意到文書檔案的改革絕非偶然。20世紀30年代，對公文實施改革以提高行政上的效率幾乎成為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改革共識。“在文書方麵由收文以至於發文，亦經過種種處理手續，此等手續之繁簡快慢，與行政或公務進行上之效率有密切關係，故論行政效率者，莫不首先注意文書處理之是否迅速簡捷。”當時一些明達之士，如陳立夫在中央黨部、蔣夢麟在教育部、黃伯樵在上海市公用局，就已經率先進行了關於文書檔案管理工作的改革，且成績頗顯著，隻是未能擴大為普遍的運動。1932年甘乃光出任內政部次長，立即著手文書檔案改革的研究與試驗，這是他全麵分析國內實際政治趨向的結果。
初到內政部，甘乃光明顯感到部內文書檔案管理存在諸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