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的研究現狀和現實狀況，以廣東的順德和深圳、上海浦東和安徽和縣等地為例，探討這些地方檔案信息資源整合得以實施的原因，剖析現階段檔案信息資源整合麵臨的體製約束和困境，認為應當從機製創新的角度拓展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的空間，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借助信息技術、提倡創新機製、堅持區別對待等原則，實現檔案信息資源整合不同形式、在不同層麵的深入發展。
關鍵詞：檔案信息資源；整合；體製；約束；機製；創新
近年來，檔案信息資源的整合問題逐漸引起檔案界的重視，無論是在實踐層麵還是理論層麵，對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的嚐試和探討都在積極展開。在實踐層麵，廣東的順德和深圳、上海浦東、安徽和縣等地先後在檔案信息資源整合方麵邁出了先行的步伐，積累了具有參考價值的經驗，也引出了一些發人深省、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在理論層麵，檔案學界積極回應檔案信息資源整合實踐提出的問題，展開了對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的研究，一個顯見的事實是，近年來，有關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的研究成果常常見諸相關的檔案學期刊。筆者認為，在信息時代，檔案工作既麵臨著發展的機遇，也麵臨著挑戰，應對挑戰、抓住機遇的策略之一是實現檔案信息資源的整合，進一步提升檔案信息資源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檔案信息資源的整合無論在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上都需要深化。有鑒於此，本文擬立足於近年來我國一些地區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的實踐，並借鑒現有的研究成果，從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的體製約束和機製創新的視角，進一步深入探討檔案信息資源整合麵臨的問題、發展的思路，並在此基礎上提出筆者自己的一些政策建議。
1 檔案信息資源整合：文獻回顧與現實狀況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檔案學界開始比較多地關注和研究檔案信息資源整合問題，近年來則成為熱點問題之一。從現有的研究情況來看，檔案學界對檔案信息資源整合問題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麵：一是探討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的體製和機製問題；另一個重要的研究方麵是從技術分析的角度探討如何在信息技術條件下實現檔案信息資源的整合。在前一方麵的研究中，戴誌強較早地探討了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的運作機製，他的研究主要是從國家檔案資源整合的角度展開的。大致是在2004年前後，由於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在檔案工作中應用的深化，檔案學界開始比較多地關注信息技術條件下檔案信息資源的整合問題，例如，何振、蔣冠研究了電子政務環境下檔案資源整合與共享的實現形式，提出“建立基於網絡環境的管理一體化、資源數字化、服務網絡化的檔案資源管理係統”，並在此基礎上實現電子政務環境下檔案信息資源的整合與共享。有的研究者則分析了網絡環境下檔案信息服務的特點，認為檔案信息資源整合已經成為檔案信息服務朝深層次發展的必然，並提出了強化資源整合與集成意識、樹立檔案館整體化理念、注重檔案信息資源整合標準化等網絡環境下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的措施等。大概是從2005年起，檔案學界開始更多地從理論上探討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的機製問題，這實際上是從理論上呼應了廣東順德和深圳、上海浦東、安徽和縣等地先後實施的檔案信息資源整合。而且，隨著上述四地的經驗被越來越多地介紹和宣傳，以綜合檔案館為核心的檔案信息資源整合模式的研究逐漸成為檔案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同時，我們注意到，這些改革已經引起中央領導同誌的關注。例如，2005年8月和12月，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王剛同誌曾先後就深圳和安徽的經驗做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兩地檔案改革的經驗，並要求“各級檔案部門要從實際出發借鑒這些經驗”，
“科學整合並合理開發檔案信息資源”。這也從另一個{！J11J麵折射出上述改革的深遠影響。筆者認為，上述四地的改革已經觸及了現有的檔案管理體製，具有製度創新的意義。可以預言，這些研究必將持續下去，因為它們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具備積極的現實意義。
現在，順德、深圳、浦東、和縣的改革經驗已經被檔案界廣為知曉，檔案學界也展開了積極的探索和研究。比如，祁華麗等在對深圳、順德的檔案信息資源整合模式進行實地考察和調研後，撰文探討了兩地的檔案信息資源管理新體製，並結合本地檔案工作的實際，提出了更新檔案管理理念、整合檔案資源、增強大檔案整體意識、創新大檔案管理模式等措施。裴友泉、馬仁傑對安徽檔案信息資源整合與管理機製改革的法律意義進行了討論。陸衝、王先發則從和縣檔案改革與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不太一致、推行難度比較大、不易協調與其他類型檔案機構的關係等方麵對和縣檔案信息資源整合模式提出了質疑。總的看來，檔案學界對現有的檔案信息資源整合模式介紹得多、宣傳得多，且多持肯定態度。但現在的問題是，雖然上述四地所進行的檔案信息資源整合改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中央領導同誌也加以充分肯定，並要求各級檔案部門從實際出發加以借鑒，但我們注意到，各地檔案部門積極采納、迅速跟進的並不多，讓人感到這些檔案信息資源整合模式有點“叫好不叫座”。這是什麼原因使然？筆者認為，並不是這些檔案信息資源整合改革本身有什麼問題。以和縣檔案改革為例，在改革以前，由於受檔案信息資源分散管理的影響，和縣檔案館的館藏檔案82％以上是反映黨務、政務的文書檔案，館藏單一，利用者寥寥，2003年全年僅有123人次利用檔案，平均3天1人次。改革以後，房管局、建設局、交通局、國土局等單位的各類專業檔案集中到了縣檔案館。2005年年初至11月30日，縣檔案館利用檔案的人數一下子猛增~2760人次。由此看來，和縣檔案改革當然是成功的，其他三地的檔案改革也顯示出了類似的成功。但當冷靜觀察、認真思考後，我們發現，在肯定、讚許這些檔案信息資源整合模式的同時，我們還缺乏對它們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忽視了對這些模式在這些地方得以推行成功的“特殊”因素。這樣，當我們希望其他地方的檔案部門也能夠借鑒這些改革經驗的時候，卻未見得能如願。有鑒於此，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弄清促成上述檔案改革的“特殊”因素。這樣，我們在推介這些改革經驗的時候，就能做到心中有數，有的放矢。
2 條塊分割、體製約束與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的困境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廣東的順德和深圳、上海浦東、安徽和縣檔案信息資源整合管理模式的改革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於它們都有一個破舊立新的舉動，即在某些方麵突破了現有的檔案管理體製，建立了一套新的管理體製。比如，順德在2002年率先在全國實行了“三檔合一”的新體製，實行城建檔案、房地產檔案和地方綜合檔案館統一管理。深圳則是將城建檔案館並入深圳市檔案局，在全國副省級城市中率先開辟了城建檔案館與綜合檔案館統一管理的新路子。上海浦東是在全國範圍內率先實現了區檔案局、檔案館和城建檔案信息管理中心“一套班子、三塊牌子、統一管理”的檔案管理體製。至於安徽和縣，則是將縣房管局、建設局、交通局、國土局等單位的各類專業檔案集中到了縣檔案館，變專業檔案的多頭管理、分散保管為國家綜合檔案館的集中統一管理，實現了縣域範圍內檔案信息資源的高度整合。毫無疑問，這些改革的亮點是檔案管理體製的創新，而要實現體製創新，並非易事。在某種意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