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對檔案部門參與社會記憶建構的時代意義、提高參與社會記憶建構能力的必要性和具體的能力要求進行了分析，並對檔案部門參與社會記憶建構能力的培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旨在表明檔案部門必須重視自身的能力建設，才能在社會記憶建構中大有作為，發出自己的聲音，展示自身的影響力。
關鍵詞：社會記憶；檔案工作；檔案部門；能力建設
1 檔案部門參與社會記憶建構的能力要求
T·庫克說“檔案工作者是建構社會和曆史記憶的積極因素”，不過這種積極因素能否變為現實？檔案領域在社會記憶建構中能否作為？還有待我們具備相應的能力。能力是人(包含個體和群體主體)的“綜合素質在現實行動中表現出來的實際本領和能量”，如果把檔案視為記憶資源，那麼檔案部門(或領域、係統)建構社會記憶的能力可簡單地理解為對這種資源的組織、運用和展現，從而影響社會記憶的本領和能力。參與社會記憶建構能力從某種程度上，關涉到檔案工作的全部，不過又具有一定的針對性、時代性。筆者認為檔案部門在參與當代社會記憶建構的行動中應突出以下幾方麵的能力：
1.1 重大曆史事件與民生生活的展現能力
社會記憶是對凝聚、積澱下來的人類主體能力和本質力量的再度破譯、複活，它必然與曆史有著密切的聯係，“離開了曆史，社會記憶將成為空洞皴裂的僵硬軀殼；離開了社會記憶，曆史必將陷入自我迷失的漩渦”。回憶曆史、書寫曆史、傳遞曆史、展現曆史，是社會記憶傳承和建構的主要內核。檔案作為社會活動的記錄，記錄了曆史活動的過程和情況，應該成為再現曆史的重要材料。特別是對於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活動、重大工程、重要組織，曆史上都會留下許多檔案記錄，能不能根據時代需要及時激活和重現過去，是考量我們能力的重要方麵之一。建立在巴黎的法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收藏著二戰時期法國和其他歐洲猶太人受迫害的曆史。紀念館通過大量的照片、文件、檔案、影視作品、相關圖書的收藏與展示，大屠殺親曆者或見證人對當年的經曆講述，開設講座和辯論以及為中小學生提供學習參觀等多種方式，再現二戰期間法西斯在歐洲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以“重構集體記憶”，喚起法國民眾對自己在二戰中的曆史責任的反思。這種對重大曆史事件的展現能力值得我們借鑒。社會記憶有著複雜的構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人類過往生活的全部，我們創造的曆史、知識、文化、信仰，都可以作為一種信息符號，流入我們的今天，而成為記憶。社會記憶永遠都處於“記憶”與“遺忘”的互動、“澄顯”與“遮蔽”交替之中。與官方和上層社會生活記憶不同，民間的曆史、生活往往處於自然狀態。一條老街或古道、一座老橋或宅院、一幀老照片或一本家譜、一場社戲或一則傳說，乃至流傳的山歌、家傳的技藝、如期而至的時令節日，都富含著民眾生活的記憶元素，構成民眾社會生活的真實圖景。麵對工業社會的衝毀，保存過去已成為人們自覺的社會行動。民間博物館的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口述史的收集，等等，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擔當起維護“鄉土記憶”、“市民生活記憶”的責任。檔案部門近年開展的“家庭建檔”、“社區建檔”、“口述檔案”收藏等活動，也是旨在保存和再現民眾生活記憶的重要舉措和行動。徽州曆史檔案被譽為明清時期徽州的民間曆史記憶，經過徽學研究者們的努力，不僅展示出“契約社會”、“文獻之邦”的社會生活實態，而且使“徽學”成為我國具有世界影響的三大地方性顯學之一，值得我們思考。
1.2 重大曆史問題的證明與保持批判的能力
社會記憶具有建構和詮釋性，人們如何建構和敘述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當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葛兆光先生在論述曆史記憶與思想資源時曾指出：過去的曆史本身並不彰顯，因為它已經消失在時間中，而由書籍、文物、遺跡構築的曆史，卻總是被當下的心情、思路和眼光暗中支配著，把一部分事情、一部分人物和一部分年代以及一部分知識和思想的曆史從記憶中翻出來，
“翻修”、“編織”與“塗改”，曆史早已不再是本真的曆史。那麼，曆史的真相在哪裏？特別是在出現重大利益衝突時，曆史是不是就任人裁度、塗抹？尋找真實的曆史，是曆史學家和社會記憶研究者在苦苦尋覓的問題。從檔案學的角度看，我們常說檔案是曆史的真實記錄，檔案是最權威的史料。麵對曆史或許有多種說法和理解，但我們有理由亮出我們的“劍”。2008年，麵對西藏分裂勢力的囂張，國家檔案局從自元代以來浩如煙海的檔案中，列出15條曆史鐵證，向世人說明中國中央政府有效管轄西藏七百多年這一改變不了的事實！並將這些檔案製成視頻文件，在官方網站予以公布，捍衛了國家主權，顯示了我們對重大曆史問題的證明能力，引導人們去建構正確的記憶。在社會記憶建構中，我們需要更多這樣有影響的行動，以致在重大曆史問題上我們不再“失語”、“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