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善於深挖檔案過程中的情境性知識
美國檔案學家謝倫伯格曾指出：“從一個檔案組合中抽出來的單獨的一份文件本身所能告訴我們的，並不會比脫離了某種絕跡的不知名的古動物整副骨骼的一塊骨頭所能告訴我們的更多一些。”以前我們多用來說明檔案之間聯係的重要性，但如果放大一點看，它更是在強調檔案在其形成時的動機、目的，即檔案產生時的情境或其背後的曆史。任何一份檔案，都包含著記錄的信息和記錄外的信息，前蘇聯學者米羅諾夫曾從史料學的角度稱其為“明顯信息”與“隱含信息”，並提出“尋找曆史隱含的信息”。情境性知識或隱含信息的意義在於能告訴我們這份檔案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產生的，它的形成者和傳遞者的意圖及其社會動因，能把我們從檔案記載的內容，引向更廣闊的社會。透過情境性知識，一份孫中山的“博愛”題字，我們不僅能獲知“博愛”的內容，更能感知孫中山的思想和情懷，以及當時題字時的心境、參與題字的見證者或受贈者、某一幅題字延傳的經曆等，曆史記憶由此展開。台灣學者王明珂先生指出：
“由社會記憶角度分析曆史文獻，我們所得到的曆史知識主要是產生這些社會記憶的社會情境。”“情境為使這些能力(或者進一步講，我們能夠承認其為能力的東西)作為能力呈現出來，並成為有意義的東西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條件。”‘
2.3 善於捕捉激活檔案記憶的社會時機
社會學家哈布瓦赫在研究集體記憶時特別強調記憶的當下性，“過去是一種建構，這種社會建構，如果不是全部，那麼也是主要由現在的關注所形塑的”。現在的關注既涉及現在的信仰、興趣、願望影響到我們對於過去的各種看法，也涉及現在決定了哪些社會記憶被激活，構成我們活生生的過去，成為我們所關注的記憶中心。記憶的中心由此在內容和時間上具有了雙重特性和雙重維度。記憶的時間性我們在紀念儀式和節日慶典上可以鮮明地體察出來。
“正是集體記憶，可以說作為一種中介變量，一方麵通過日曆上的節日慶典來紀念這些事件所強化。”每當我們遇到重大曆史事件的紀念日、重要曆史人物的誕辰或忌日、日常生活中的節慶日，等等，我們都會記憶起相關往事，也正是在這樣的時空中，我們更需要獲得相關的過去性知識，以增強我們的記憶，這就是記憶的社會時機。把握記憶的社會時機，可以使我們不斷地處於記憶中心，起到廣泛的社會效果，而不是默默無聞地自我冷落在社會的邊緣。
2.4 善於利用現代傳媒，形成自己的聲音
說一個沒有檔案的國家就是一個沒有記憶的國家，這句話似乎有些過頭。社會記憶借由傳說神話、民間故事、體化實踐、操演儀式、文獻記錄、器物建築等媒介來延續、重溫或強化，也通過文本、圖形、視頻圖像、聲音乃至動作等各種媒體來傳承、擴散和分享。隨著社會記憶研究的深入，人們越來越“重視媒體(尤其是攝影媒體)對構建和重塑曆史意識的作用”。美國學者沃爾夫·坎斯特納在《尋找記憶中的意義一一對集體記憶研究一種方法論上的評判》一文中指出：大部分集體記憶的研究集中於特定年代、地理和媒介環境中特定事件的表象，而沒有思考和注意受眾(觀眾)的反應。集體記憶研究應該看做一個文化生產和消費的複雜過程，考慮到文化傳統的持續性、記憶生產者的靈活性和記憶消費者(受眾)的破壞性。為此，記憶研究應采用傳播研究和媒體研究的方法，在研究有關媒體接受的問題時，尤應如此。德國學者韋爾策分析了口頭流傳實踐、常規曆史文獻、繪製或攝製圖片、集體紀念禮儀儀式、地理和社會空間等五種媒體的記憶能量，並指出：
“在我們當今這個時代，視覺被極端特權化了，所以它們很可能被看做是最出色地傳承著過去的媒體。”現代傳媒對社會意識的控製和影響是有目共睹的，檔案部門充分利用現代傳媒參與社會記憶建構，既給媒體注入新元素，又使自身“聲名遠揚”。
套用兩句老話，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沒有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到底是做難還是想難，似乎難以評說。不過，在這曆史的悖論中，檔案在建構社會記憶中的成效如何，最終還要看我們做了什麼，
“命運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