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環境中的記憶並非總是同類同質的，記憶是社會中不同人群爭奪的對象，也是他們之間權力關係的指標。
“控製一個社會的記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權力等級”。法國學者雅克·勒高夫曾指出：自古以來，掌權者決定誰可以說話，誰必須保持沉默。為此，對於社會記憶及其媒介，人們總是在不斷地追問這是誰的記憶？它又是如何形成的？
檔案是國家管理和政權統治的工具，檔案的選擇與保管無形中自黨不自覺地成為統治階級意誌的體現，是“現實的政治結構和權力關係的共謀”。與傳統的檔案館與檔案工作者業已形成的思維傾向相呼應，那就是為主流文化和當權者服務。這種做法讓官方敘述占有特權，卻忽視了社會中個人和弱勢群體、邊緣群體的記錄。“當曆史研究中隻是對文件的有效性產生爭論時，檔案工作者還可以高枕無憂，但現在，社會記憶觀已對檔案工作的完整性和理論基礎提出質疑，它將導致對檔案的重新認識和界定”。因此，檔案部門在參與社會記憶建構中，一方麵要對自身作為社會權力結構的一部分有清楚的認識；另一方麵也要從“反記憶”的角度建構主流記憶之外的他類記憶。這種對曆史的批判能力並不意味著單純譴責、否定或駁斥，而是“一種理智的、注重實效的努力”，是構建更加全麵、真實的社會記憶的積極態度。
1.3 汲取思想動力的能力
記憶不僅與過去相聯結，而且具有未來性。人類群體對其共同經曆的回憶，都不是簡單再現過去的曆史事實。“經過潛意識心理過程篩選和再造的回憶內容被潛意識地賦予了象征意味，它們體現著一個價值觀念係統”，表達著希望和對未來的想象，因而，記憶往往成為思想的資源和人類發展的精神動力。群體利用過去為現在的目的服務，過去也成為群體表達利益的有用資源。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當下的處境好像是一種觸媒，它會喚醒一部分曆史記憶，也一定會壓抑一部分曆史記憶，在喚醒和壓抑裏，古代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就在選擇性的曆史記憶中，成為新知識和新思想的資源。在社會學家巴裏·施瓦茨等的《重現梅察達：一項集體記憶研究》一文中，描述了發生於公元73年猶太守衛者和羅馬征服者之間的梅察達之戰，在其後大約兩千年的時間當中，這次戰役都隱諱不顯，直到20世紀中葉，隨著猶太複國主義的興起，梅察達之戰作為重要的精神資源，在不斷的詮釋中，它成了借以動員民族凝聚力的關鍵性象征。檔案部門在參與社會記憶建構中，要能夠從檔案資源中汲取思想動力，形成強大凝聚力和精神動力，增強民族信心，提高國家認同感。
2 檔案部門參與社會記憶建構能力的培育
檔案部門參與社會記憶建構的能力建設，筆者認為有兩個基點，即一是要把檔案工作看做社會記憶建構性工作，這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管理理念，是當代檔案管理的一種新範式；二是要將檔案工作做活，將檔案資源中記憶能量激活起來，參與到社會記憶整 體性建構中去，發出我們的聲音，體現檔案部門的力量。從這兩個基點出發，筆者在此探視性地提出提高檔案部門參與社會記憶建構能力的幾點淺見。
2.1 善於發掘檔案記憶資源，不能唯市場論
德國曆史學家簡·阿斯曼在討論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時曾對文化記憶做了重要區分，即潛在的文化記憶和真實的文化記憶。他指出：當過去的表象被儲存在檔案、圖書館和博物館中的時候，文化記憶就出班在潛在模式中；當這些表象在新的社會背景和曆史背景中被采用，並被賦予新含義的時候，它們就出現在真實模式之中。這也是許多社會學家和曆史學家區分社會記憶與集體記憶的觀點，隻不過本文未做嚴格的區分。檔案記憶作為澄潛的記憶是比較能得到我們認同的，由此需要我們深挖它，不斷地激活它，變成顯在的記憶。然而，就社會記憶功能及檔案工作的使命而言，社會記憶建構旨在發現生活意義、尋求思想資源、增強群體認同，與開發檔案信息資源服務市場不能並置，必須克服唯市場論的狹隘心理，追求社會深度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