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們的成本驅動要素並不是波特意義上的管理性、整合性要素，而是低廉的勞動力、土地等可替代的生產要素。所以，很多“浙商”的成本領先戰略是一種“形式化的成本領先戰略”。在差異化戰略和“藍海戰略”的主導地位缺失的情況下，“浙商”之間的競爭日趨同質化，難以形成“熊彼特租金”和強大的“市場勢力”。
（3）從戰略過程來說，“浙商”過於看重操作性、外向性的戰略執行，忽視理念性、內向性的戰略決策。不少“浙商”認為，隻要抓好戰略執行，就能有效管理戰略。其實，戰略執行隻是戰略管理中的一個環節。更為重要的是，戰略執行不是戰略管理的最重要環節，戰略決策才是最重要環節。戰略決策決定做正確的事，戰略執行決定正確地做事。如果僅僅重視戰略執行，那是舍本逐末。弄得不好，企業會正確地做錯誤的事。現實中的“浙商”大多關注近幾年之內的資源配置、組織結構設計、市場開拓等執行性事物，戰略視野不夠開闊，實用主義傾向突出。據有關報道，近六成“浙商”缺乏對未來的戰略規劃。有的“浙商”甚至是企業規模較大、知名度較高的企業家也明確表示，他最看重的是怎麼做才能實現短期目標，至於更長時期（3年或5年以上）的目標，則說不清、道不明。“浙商”這種“重術輕道”的後果是，戰術性專用性資產的增加促使企業競爭同質化程度上升，差異性競爭優勢衰退。不少“浙商”正在重蹈曾經被波特嚴厲批評的“經營有效性”（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的日本企業戰略弊端之覆轍（Porter，1996）。
3.影響“浙商”提升企業家製度能力和戰略能力的因素及舉措
影響“浙商”提升企業家製度能力和戰略能力的因素包括企業家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企業家自身因素包括：企業家知識；企業家擁有的資源，通過企業規模與經濟實力、企業聲譽、企業家的政治身份來衡量；企業家社會技能（Fligstein，1997、2001），通過企業家社會活動來衡量；企業家在組織場域（organizational fields）中的地位（Maguire，Hardy和Lawrence，2004），通過企業家在行業組織中的任職、業界影響力來衡量；企業家性格；企業家價值觀；企業家對管理的重視度。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企業家可能具有良好的企業家製度能力潛質，但缺乏發揮能力的機會和製度環境，有的被抑製甚至遭扭曲。這和區域政策、區域文化有密切聯係。浙江順應市場經濟規律的區域政策設計和重商的區域文化為“浙商”興起創造了良性的製度環境，以李書福、徐文榮等為代表的“浙商”的製度企業家行為為改革開放後浙江富有誘致性特征的製度變遷提供了充沛的民間製度創新活力。政府和企業家都是製度變遷中的重要“行動者”，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製演進，政府要為企業家製度能力的發揮創造互補性製度環境。
在上述影響因素中，企業家知識作為內源性影響因素，是最值得重視的。Grant（1996）認為，企業能力是對企業知識的整合。應該說，企業家的生成是有機結合先天稟賦和後天培養的結果，企業家能力完全可以通過企業家學習而得以增強。正如德魯克所說的，凡是能夠大膽決策的人都有可能經過學習而成為企業家，並表現出創業精神，可見企業家知識是企業家能力之源。據此推知，企業家製度能力和戰略能力是整合企業家製度性知識和戰略性知識而成的特定功能。因此，可以根據企業家知識——企業家學習——企業家製度能力和戰略能力的分析脈絡，利用企業知識創新理論和組織學習理論展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