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說明的是，本章樣本雖然包括兩個“浙商”群體（成長型和非成長型中小企業），但由於是對測量工具或量表的檢驗，即量表所測數據的有效性和可信性的檢驗，所以本章選取成長型中小企業的數據進行數據質量分析，並驗證量表。
一、轉型經濟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和企業家戰略能力問卷探索性因子分析同樣的方法，對轉型經濟進行效度和信度分析。鑒於目前理論界對於轉型經濟的研究比較多，所以本章基本引用張映紅（2005）的轉型經濟量表。根據她的研究，結合本章的特點，本章在因子分析中直接選擇萃取三個共同因子，並采用Varimax旋轉。因子分析的結果顯示，轉型經濟量表的KMO值為0.835，且巴特利特球體檢驗值為272.227，達到顯著性水平，適合做因子分析，且累積解釋變異數達77.378%。
二、企業績效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對企業績效本章同樣采取主成分分析法，發現衡量取樣適當性量數的KMO值為0.826，大於Kaiser（1974）KMO值最小為0.5的標準，表示變量間的共通性因子很多，並且，巴特利特球體檢驗值為345.230，達到顯著性水平，意味著母群體的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子存在，這就表示適合做因子分析，且累計解釋變異數達到73.485%。結果如表6‐10所示。
三、相關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討企業家戰略製定能力、戰略執行能力以及環境與企業績效之間的內在關係，在上述對數據有效性和可信度檢驗的基礎上，本章從因子層麵對因子進行了相關性分析。
企業家戰略能力的各個因子（戰略製定能力、戰略執行能力和戰略變革能力）都與盈利能力和成長潛力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並且戰略能力對企業盈利能力的正相關作用要大於其對成長潛力的促進作用。另外本章從Pearson相關係數結果中還可以發現，在動態和異質的環境下（r=0.301，P＜0.01；r=0.342，P＜0.01），企業的盈利能力表現要好於在敵對性環境下的企業（r=0.179，無顯著性）；而企業的成長潛力在各種環境下並沒有顯著的區別。不過從表中也可發現，企業家戰略能力和轉型經濟變量的各個因子之間的相關性比較高，如企業家戰略能力這一結構下，能力之間的相關性最高達到0.878，最低為0.744。企業家戰略能力和轉型經濟變量的各個因子相關性較高，這要求本章在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時要注意共線性的問題。
四、比較分析
本次調查涉及兩種不同類型的企業——成長型中小企業和非成長型中小企業。根據現有的理論，這兩類企業在企業家戰略能力及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機製方麵應該有所差異。如果有差異，需要分析造成這種差異的根源是什麼？是否是因為成長型中小企業的劃分標準不合理，或者企業家戰略能力在企業績效的影響機製上作用不明顯。為了解釋這個問題，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法對這兩類企業進行比較分析。
從成長型中小企業和非成長型中小企業的能力、績效比較分析的結果看，成長型中小企業和非成長型中小企業的方差在企業家戰略能力上存在顯著的差異——方差不相等，而所麵臨的轉型經濟變量及企業績效的方差沒有顯著差異性。再比較方差不相等的T值與方差相等的T值，戰略能力、轉型經濟和企業績效都有顯著的差異。即成長型中小企業的戰略製定能力、戰略執行能力及戰略變革能力都要強於非成長型中小企業，而且這個差異非常顯著，同時成長型中小企業所麵臨的環境比非成長型中小企業所麵臨的環境更惡劣，不確定性更強；不過，雖然成長型中小企業所麵臨的環境更惡劣更具不確定性，但是其企業績效仍明顯優於非成長型中小企業，出現這種狀況可能和其擁有更強的企業家戰略能力有關。因此，鑒於這兩組樣本在戰略能力上方差不齊和T值的顯著差異，結合本章的研究主題，在以下的回歸分析中，本章將分別對成長型中小企業樣本和非成長型中小企業樣本進行回歸分析，並對回歸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嚴謹地驗證假設。
第六節假設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假設1的檢驗
假設1是來驗證企業家戰略能力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係，由於不同企業的戰略能力具有差異性，而能力的差異最終會導致企業績效的差異，而且戰略能力越高，其企業的績效也越高。可以把企業績效（包括盈利能力和成長潛力）作為因變量（P），企業家戰略能力作為自變量，也即解決以下關係模型：P=α＋βESC＋ε （6‐1）同時為了檢驗企業家戰略能力的穩健性，以及檢驗各個控製變量，即企業家個體特征和企業背景特征在研究模型中所起的作用，本章分別以模型（6‐1）為基礎，逐步加入不同的變量：企業家年齡、企業家的工作經驗、企業家的教育程度、企業家的職位、企業家的經營年限、工作時間、企業的員工人數、高科技認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