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瘦鶴立即派茶房王世連送信給伍佑區區長唐小什要求籌款。由於當時根據地極端困難，錢款一時無法湊足，孫建言便說什麼時候籌足錢什麼時候放人。偽軍把方強關押在伍佑觀音廟內一座閣樓上。組織上也派人送信給方強，讓他耐心等待，正籌款贖人。
方強在蘇北鹽城被捕的消息很快傳到了上海，妻子周淑貞急得團團轉，她找到父親周善培，求他設法把方強營救出來。
周善培為營救自己的女婿也在四處奔走。最後，周善培找到了方強的同學、避居淞江的高爾柏，由他出麵請陳陶遺老先生找到偽軍長楊仲華的弟弟，再轉請楊仲華寫信給伍佑的偽三十三師長孫建言，請他放人。
方強的表弟李慶連懷揣楊仲華的親筆信從鎮江乘船過江來到泰州。由於此時鹽城情況複雜，十分危險，加上他突患急性痢疾，無法繼續北上鹽城，隻得返回上海。後來，李慶連聽說朋友季明要去海安，因季明在新四軍後勤部有熟人，就托季明把信送到伍佑。當季明輾轉來到伍佑後，找到一個姓秦的熟人打聽，那人悲痛地告訴他：“你來遲了，方強早已犧牲了。”
李慶連聞訊後悔不迭，捶胸頓足。他覺得對不起表哥，更對不起表嫂。
原來，就在伍佑區籌足款項、孫建言準備釋放方強的時候，偽軍蔡國棟、卞兆仁（一說柏存香）出賣了方強。他們倆聽說觀音廟閣樓上關著一個上海來的木材商，就想去敲點錢喝老酒。他們興衝衝地上了小閣樓，發現木材商人蒙著被子在睡覺。他們掀開被子，方強騰地坐起來大喝：“幹什麼？”
蔡國棟、卞兆仁定睛一看，居然是熟悉的方強，不由吃了一驚：“啊？方主任……”
方強扶了扶眼鏡，銳利的目光直刺蔡國棟、卞兆仁：“是你們！”
蔡國棟、卞兆仁嚇得後退了一步：“方主任，我們不知道是你。”
這兩個漢奸原來在地方武裝隊伍中幹過，後來被方強收編過來。日軍占領鹽城後，他們又參加了偽軍。當他們發現床上躺著的是新四軍民運隊長、鹽東行署主任方強後，忙不迭地跑下樓梯，慌亂中還栽了跟頭。他們興奮地認為升官發財的機會到了。
1941年11月，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北風吹在身上已有了寒意。蘇北鹽阜區鹽東縣伍佑區東荒郊金家壩（今鹽城市亭湖區伍佑中學境內）附近，狗淒涼地叫了幾聲，蘆葉在風中喀嚓喀嚓地響，發出金屬般的聲音。
這時，傳來嚴厲的嗬斥聲、怒罵聲和鐵鐐的當啷聲。
身穿血跡斑斑的灰布袍、拖著沉重腳鐐的方強邁著堅定的步伐走了過來。他昂首挺立在敵人早已挖好的深坑前，目光如炬，怒視著敵人，大聲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敵人慌忙將方強推入坑中……
一個姓金的老太太恰好路過這裏，聽到嗬斥聲、呼喊口號聲，便嚇得躲進了草叢，目睹了方強英勇就義的經過。
那一年，方強40歲。
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了方強生前戰友、原空軍政治部的陸友，問他是何時參加革命工作、怎樣離開上海的。陸友告訴周恩來，他是1937年跟袁文彬（方強）一起參加戰地文化服務團離開上海的。此時，周恩來突然想到了袁文彬，傷感地說：“啊，袁文彬這個同誌犧牲了。”
郭沫若和方強交情極深，每逢遇到其夫人周淑貞總是說：文彬和我是好朋友。
南社巨子、大詩人柳亞子聽說方強在蘇北壯烈犧牲，沉痛地揮毫寫下了《青浦袁文彬挽詞》，“詩以悼之”。
周淑貞在得知丈夫英勇就義後，多次要求地方黨組織協助尋找烈士遺骸。由於方強是被敵人秘密殺害的，所以很長時間烈士遺骸都沒有找到。
1953年，伍佑中學破土興建。這時，那位金姓老太太找到當地政府幹部說，12年前，她曾看到一位新四軍大幹部被敵人活埋在這兒。這樣，烈士的遺骸才被發現：一副圓邊金絲眼鏡，脛骨上仍鎖著早已生鏽的腳鐐。
長眠異鄉12年的方強烈士終於魂歸故裏。烈士的遺骨先被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今靜安公園），後經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批準，遷入江灣烈士墓。周善培親自為女婿題寫了碑文。
方強壯烈犧牲後，鹽阜區黨委、行政公署將他生前戰鬥和工作過的鹽東縣鬥龍區命名為“方強區”。新中國成立後，又以烈士名字命名了“大豐縣方強公社”（今大豐市方強鎮）和“國營方強農場”（今江蘇省方強農場）。江蘇省人民政府追認方強為革命烈士。
方強在犧牲40年後，他的原名“袁文彬”才被人熟知。
（責任編輯：吳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