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米德二世的統治前後33年，開頭兩年實行憲政，最後一年被迫恢複憲政，中間是30年的專製。屠殺亞美尼亞人的事件就發生在他統治時期，西方史書稱他為“血腥蘇丹”。西方外交官、作家、旅行家和傳教士筆下的哈米德二世，過於臉譜化，哈米德二世的專製和殘暴，西方當時的宣傳明顯誇大了。曆史上的暴君一般都難以持久，而一位專製君主能統治30年，肯定有多方麵因素，不能簡單化。對哈米德二世統治期間的大事進行梳理，就會發現，他不同於奧斯曼帝國史上的封建君主專製，也不同於世界其他各國的君主專製。至少有4個“特色”。
第一，哈米德二世解散議會，終止憲政，但奧斯曼政府和哈米德二世本人從未公開宣布廢除憲法，還繼續把它刊在帝國年鑒上，表明帝國是有憲法的國家，在依據憲法管理帝國。不打算付諸實踐的憲法，輕而易舉就可以製定出來，而真正準備實行的憲法，要費好大的勁，世界史上的例子太多了。哈米德二世給自己製定了一紙空文，發揮了自己需要的功能。
第二，哈米德二世政治上開倒車，卻並不停止經濟領域的改革。前幾任蘇丹沒有落實的法令，有些到這時才付諸實踐。他積極引進外資和技術，主要依賴德國，修建了多條鐵路和公路，加強了帝國各行省的聯係。對外貿易擴大，外彙收入增長，國家稅收也有所增加。帝國境內的不少城市建起學校、孤兒院、銀行、電話局、醫院，社會仍在進步。
第三，哈米德二世為了政令暢通，扭轉官場不良習氣，遏製奢侈之風，加強了蘇丹權力。哈米德二世發現，蘇丹的政令不能到達各個行省尤其邊遠行省，社會上彌漫著奢侈風氣。於是計劃推行政府機構改革，尤其想裁減官僚機構的冗員。例如，奧斯曼政府核心機構中，帶有高級職銜、官銜、榮譽頭銜的高官就有700多名，這麼多高級官員，人人享有高級待遇，人人想得到更大的私利，實際工作中互相推諉，政府的效率很難提高。不過，哈米德二世明白，裁撤高級官員，把陳腐臃腫的機構變為精簡的機構，幾乎辦不到。所以，裁撤冗員的計劃始終未能提上議事日程。在保持原有官僚機構不變、官場習氣不變的情況下，哈米德二世能做到的就是嚴格操控官吏的任免大權，各部部長由蘇丹任命，又想辦法限製這些部長的權力。比如任命一些與部長立場不一樣而完全聽命於蘇丹的副部長，起到鉗製作用。部長、副部長們的工作變得像秘書工作，對蘇丹控製權力有利。當然，權力集中到蘇丹手裏後，各省的省長和總督就要爭相表現對蘇丹的“忠誠”，基層官員就要熱切表現對省部級長官的“恭敬”，花錢買官，用錢保官，各級官員為升官而行賄，必然變相敲詐勒索下層民眾，帝國的官場風氣更加敗壞。
第四，哈米德二世把帝國的航向撥回專製時代，沒有出現大的反抗活動，社會穩定。如果說流放立憲派大臣、停止憲政的責任在於哈米德二世，那麼，情願在君主專製下安安穩穩生活30年，恐怕就不能完全怪蘇丹，而應從帝國臣民自身找原因。
在哈米德二世當政之前，奧斯曼帝國的改革已經推行了80多年，經濟、教育、文化、軍事的改革步步深入，但並沒有讓帝國臣民滿意，反而招致許多怨言。奧斯曼帝國的西化改革是一場持久戰。起初的改革，是迫於內外交困的嚴峻形勢，支持改革的人多，改革容易推進；後來的改革，觸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麵，普通民眾都盼望改革立竿見影，卻一次次失望。改革帶來的好處並不明顯，問題反而暴露出不少，反對的意見多了。有兩位厲行改革的蘇丹被廢黜，多名改革派大臣被處死或流放。在改革中得到好處、得到實惠的畢竟是少數，人口占主體的穆斯林對改革感到不滿，統治階層中也有人對改革不滿，於是大家把板子打到改革者身上，仿佛都是改革惹的禍。
有的人批評改革措施推行不力，比如有的行省推行了新法，有的行省沒有；距離首都近的行省實行了改革，中央能有效控製的行省也實行了改革，邊遠省份則沒有實行。有人批評官員的腐化，尤其那些改革派的官員，他們大權在握，也貪汙、受賄，比如著名改革家雷希德帕夏，有人抨擊他“腐化墮落”，任命“一些不稱職的、臭名昭著的人擔任高級官職”。奧斯曼帝國在“坦齊馬特”時期的改革效果明顯，但行賄受賄之風蔓延。埃德溫·皮爾斯1873年初到君士坦丁堡，吃驚地發現，整個城市普遍流行的是行賄受賄。幾乎每一件事，無論大事小事，都要送禮，不行賄辦不成任何事。皮爾斯和他的同伴在這座城市生活不久，每個人就能講出許多行賄受賄的故事。皮爾斯印象最深的還是“豆腐渣工程”。比如，奧斯曼政府要在君士坦丁堡的港口投放一百個浮標，購置浮標這樣一件簡單的事，辦理的過程經過幾個中間環節，每個浮標竟然花費150英鎊，但等待安裝時發現，浮標存在質量問題，根本不能用。又如，在君士坦丁堡不遠處搭建了一座木橋，耗資8000英鎊，建成不到兩周就塌了。諸如此類，當然引起民眾不滿。
奧斯曼帝國的衰敗已非一日，不可能靠幾道改革法令迅速改變現狀，但人們總是根據各自的感受來評判改革。既然民眾對改革失望，大家不覺得走回頭路有什麼不好。在皇權下世代生活的帝國臣民，等級觀念、尊卑觀念根深蒂固，並不是宣稱“平等”就能平等。對享有特權的人而言，退回到專製社會，保持“不平等”才對他們有利。
維持表麵穩定的代價
哈米德二世時期社會總體是穩定的。帝國境內的希臘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善於經營工商業，他們用心做著自己的生意，與歐洲銀行家打交道賺足自己的錢。奧斯曼帝國的青年一代會趕時髦，法國和意大利的新潮，會在帝國境內大城市的街頭出現。城裏的求職者，喜歡選擇外國人開設的各類公司，用勞動換來薪水和體麵的生活。鄉下的農民和牧民過著自己簡單的生活，不在意朝廷是否換了新的蘇丹。平常的日子裏，穆斯林們一如既往地出入清真寺，基督徒在教堂裏虔誠地做著彌撒，各有各的生活，懶得過問政治。宮廷和龐大官僚機構如何運用權力，如何治理國家，普通民眾不知道，也不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