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方法論，這本集子裏關於當代史研究的幾篇論文，在我看來最有分量。這些論文分別討論了當代史研究的現狀、理念、方法等問題，表達了治當代史的學術主張。研究黨史、當代史，我與海光的風格有些不同，我比較重實證、重描述，他則既重實證亦重思辨；對一些具體的曆史問題，我們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但是對當代史研究的現狀，對當代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我們有許多共識或共鳴。
以學科論，中國當代史是中國曆史的一個分支，與古代史、近代史同屬一個譜係。因為它最晚近，學術研究起步也最晚，是中國史學科裏最“年輕”的分支。中國當代史迄今曆六十四年，前三十來年，用海光的話說是“有史無學”。當代史作為學科，尚無成熟的體係，與其他中國史分支根本無法比肩，海光的說法是當代史還很“幼稚”。一個學科從幼稚走向成熟，確立起體係，首先要有經過沉澱、相對認同、含量豐富的知識做基礎。當代史目前尚缺乏這樣的基礎，現有的當代史知識不僅單薄，而且不少是曲解或虛構的。
當代史距今天最近。克羅齊說：“‘當代史’通常是指被視為最近過去的一段時間的曆史，不論它是過去五十年的、十年的、一年的、一月的、一日的還是過去一小時或一分鍾的。”可見其與今天的關聯之密切。唯其關聯密切，它的研究便不能不受到當下諸多因素的左右和影響，包括政治、意識形態、人事關係乃至功利追逐對它的“幹涉”。在曆史學領域，沒有任何其他分支比當代史分支受到的現實製約更多。海光用一句變形的成語“時過境未遷”，概括了當代史研究的困境：“相對於一般意義上的曆史研究，當代史是剛剛走入公共空間，又還沒有從現實生活中完全冷卻下來的曆史，與現實社會是近距離的關係：事情雖屬曆史，但當事人和當事人親屬還在，社會影響還在，政治語境還沒有變化。‘時過境未遷’。當代史的言說環境，要受到來自現實社會多方麵的影響，既有政治與學術的話語衝突，也有現實與曆史的恩怨糾葛。所以，當代史研究既不同於已經與現實拉遠了距離的曆史研究，也不同於現實社會問題的零距離研究，但其特殊性和複雜性絕不亞於這兩者，甚至還要更難一些。”
在上述情境下，現有的當代史知識殘缺不全且謬說充斥。欲建立當代史體係，須先重建當代史知識。所謂“重建”，包括淘汰偽知和填充真知兩個方麵。無論淘汰偽知還是填充真知，都以還原事實為前提。事實無法還原，當代史的知識體係要麼建構不起來，要麼隻會建在“沙灘上”（楊奎鬆語）。還原事實和解讀事實是曆史研究的兩個基本要求，不能還原事實，解讀就會變成誤讀。按理說，當代史距今天最近，事實的還原應該比古代史、近代史更有條件。但當代史學術實踐的情況恰恰相反，現實政治的約束、官方檔案的規製，給還原事實製造了極大障礙；而當事人的“選擇性”誤憶和失憶，時下某些“商業化作家”的編造、炒作，同樣給還原事實造成諸多困擾。海光痛感，當下的當代史研究“現實與曆史、政治與學術、虛構與真相、傳說與事實都混合在一起，泡沫泛濫，麵目模糊”。對當代史研究來說，還原事實的工作比曆史學科的其他分支更為繁重和艱巨。
海光認為，“曆史述事是社會公共領域的事情”。他多次說，曆史是“公器”。“公器”者，社會公共資源也。既是公共資源，即不能為任何個人、群體或集團所私有，亦不能以任何個人、群體或集團所帶的偏見去利用，而須以公正、持平的態度發掘而忌褊狹、極端。曆史學求真的本質也規定，曆史的敘述必須客觀、平實，不可帶有個人愛憎、好惡。“公器”的功能和學科的性質，都要求研究者秉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價值觀。曆史的複原終究是“選擇性記憶”，史實繁複雜蕪，史料浩如煙海，僅從技術上說，研究者既不可能窮盡，更不可能完全複製，隻能通過篩選來建構曆史敘述。而建構的曆史敘述是否客觀、真實，除了研究者個人的治史功力外，最關鍵的還是取決於研究者的價值立場。唐朝劉知幾概括史家需具備才、學、識三長，清朝章學誠以“史德”做了補充。這個補充至關重要：德性好，不一定做出好的學問；而德性差，是一定做不出好的學問來的。“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而“陰陽伏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人不可能沒有情感，研究者亦然，但研究者在曆史研究中植入愛憎、好惡，則可能將帶有偏見的曆史資源進入公共領域，“似公而實逞於私”，“害義而違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