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過境未遷》序
品書齋
作者：韓鋼
《時過境未遷——中國當代史采薇》（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是王海光教授的論文集，收錄了他近年來中國當代史研究的若幹作品。
黨史和當代史是交叉關係，有些問題重疊，有些問題分殊。中國大陸的當代史研究，以研究者分，至少有兩個群體，一個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人員，另一個是黨史教學和研究人員。前者采用嚴格的曆史學方法，借鑒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新文化學的方法，學術理念、問題意識、敘事方式、學科話語與後者殊異。比如，在黨史領域，高層決策是重點，宏大敘事為基本模式，上層和精英居“廟堂”之高，底層和草根處“江湖”以遠；在當代史領域，情形恰好倒過來，底層和草根是關注重點，以微觀和個案為研究路徑。黨史研究傳統模式隻關注高層和領袖的缺陷，在前述當代史研究的衝擊下顯露無遺。如果把政策和製度當作一個係統，政策和製度的出台是輸入，實施的過程是輸出，實施的結果就是終端；這個終端在社會、在底層，政策和製度的實施效果，最終隻能通過社會、底層才能反映出來。僅僅關注高層決策，忽略底層反饋，曆史終究是殘缺的。從黨史轉向當代史的研究者受其影響，亦將目光下沉，開始關注社會、關注底層，重視微觀和個案。海光轉向當代史領域後，就做了若幹底層和個案的研究。
戶籍製度問題在黨史界幾乎無人問津，迄今也還處於邊緣的地位。但1949年以來，最關切國民利益和日常生活的恰好是這一類製度設計（還有基本生活品定量供應、住房、福利、就醫、招工、升學、提幹等等），它們不僅直接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對社會結構、社會心理的演變亦影響重大。對國民普遍產生“常態”化影響的製度和政策問題，在以往的黨史、當代史研究中無一席之地。海光是黨史界最早注意到戶籍製度問題的學者，條分縷析地梳理了1949年之後戶籍製度的確立過程，指出這一過程的實質是從新政權接管城市之初的政治控製演變為工業化背景下的社會控製。城鄉二元戶籍管理製度確立後，並沒有按照計劃經濟的理性邏輯實現工業化的人口有序轉移，反而因為“大躍進”運動的驟起驟落，在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後，加倍強化了戶籍管理的製度剛性，嚴格限製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徙和流動。眾所周知，工業化的重要標誌是農業人口即第一產業人口向工業即第二產業轉移，但城鄉分隔的二元戶籍製度卻恰恰限製甚至阻滯了這種轉移。這裏揭示了一個悖論：從工業化出發確立的城鄉二元戶籍製度，導出了逆工業化的結果。這可能是後發國家工業化過程的一種特殊情形，而這個特殊情形的生成，海光認為主要緣於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模式和短缺經濟的現實。模式和現實之間的張力，拉拽了戶籍製度在工業化進程中的正向力量，國家和社會都不得不麵對工業化目標與結果之間的尷尬。
如果說戶籍製度的研究還是學術目光的平移：從傳統的黨史研究的核心問題轉到邊緣問題，那麼，《一九五七年整風鳴放中的民瘼輿情》一篇，則是學術目光的下沉：從高層轉到底層，從精英轉到草根。1957年的整風反右，是黨史、當代史的熱門話題，一般研究者大多關注高層決策、精英遭遇。海光不然，他注意到了另一個層麵——社會和民間。1957年，除了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發表各種言論外，底層的基層幹部、農民、職工、市民、小商小販同樣表達了對政府的意見。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響，不少人生活水準不升反降。出於生活感受，民眾的話題大多是糧食、物價、供應、收入、工資、就業、就醫、福利等等。海光利用浙江、河南、天津、山東、江西、大連等地整風辦公室的材料，再現了當年的社會輿論狀況。在海光看來，以民眾運動起家的中共領導人，對來自民間的輿論可能更為敏感，擔心民眾借機鬧事；整風運動之所以轉向反右運動，這也許是比精英言論更為重要的一個社會背景。研究反右的著述不少，卻很少有人對底層做研究。海光“另辟蹊徑”，從這個層麵對反右的曆史做了新的發掘。
海光和我有個“廉價”的觀察，隻要做底層、個案的研究，結論往往都會修正甚至顛覆宏大敘事。他的兩篇論文：《征糧、民變與“匪亂”》《農業集體化運動背景下的民族政策調整》，都是做底層和個案的研究。前一篇依據貴州地方檔案文獻，發現了一個重要事實：50年代初期西南地區的高額糧賦，對已被國民黨政府征過糧賦的農民來說不堪負擔，一些幹部的強迫命令更使農民怨聲載道，西南各地因而普遍發生民變。民變被視為“匪亂”，遭到強力平息。其實“匪亂”的主體多是當地農民，不少還是曾經配合解放大軍進軍西南的農民遊擊武裝。後一篇仍是依據貴州地方檔案，考察了1956年貴州麻山地區“鬧皇帝”事件，事件背後的原因主要是合作化運動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過急推進和統購統銷的實施，引發民眾不滿，終致武裝騷亂。地方政府始以武力高壓，繼在高層調整民族政策的大背景下以政治和和平的方式平息了騷亂。兩則個案的研究，最大意義在於揭示出政策與“匪亂”和民變之間的關係，對鄉村基層的群體性突發事件重新做了詮釋。
當然，黨史領域的傳統話題，也還是海光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麵，對高饒事件的討論即是一例，寫有解讀高饒事件起因的《政爭和權爭》一文。本集收集的是他對林蘊暉教授新著的一篇評論，林根據新披露的史料，重新梳理高饒事件的來龍去脈，澄清了許多真相。海光的評論，則對事件的背景做了新的詮釋。高饒事件是1949年以後中共高層第一輪政治鬥爭，官方對它有過三次正式定性（1955年3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1969年4月中共九大、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除了九大，其餘兩次都歸結為“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學界一般也據此認定，高饒事件是權力鬥爭。今天看來，原有的結論把事件背景簡單化了，事實上它不是單一的權爭，更有政爭的背景。50年代初期，中共改變新民主主義設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國家體製方麵撤銷大行政區分級，改變為一元化領導體製。戰略轉軌和體製變動過程中的分歧，再加上曆史上積累的矛盾，引發了這一輪高層政治鬥爭。它不是一次簡單的個人覬覦更高權位的角逐，而是一係列理念的分歧、體製變動之後的緊張，再疊加被激活的曆史恩怨糾葛之後的衝突。海光把這些衝突和矛盾概括為法理層麵的衝突、戰略和策略的衝突、理論與現實的衝突、程序理性和非程序理性的衝突及蘇區黨人與白區黨人的嫌隙、地方削權與中央分權後的非均衡矛盾、毛澤東“一線”和“二線”的考量，等等。這是我所見對高饒事件背景最有深度和最為立體的詮釋，在觀察視野和分析手段方麵具有方法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