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謝書在寫作和編輯上也有諸多不足，二十萬字的書內容多處重複，例如，不止一次提及毛澤東轉給作者一百多本連環畫，以便幫助她學習。此外還有一些史實方麵的紕漏。如把當時天津市長萬曉塘的名字誤寫為“萬笑堂”（謝書圖片集第二幅照片和第103頁同一照片的解說）。又如，把武健華的名字誤寫成吳建華（第64、65頁）。提及毛澤東向清華大學工宣隊轉送芒果時，錯把來華訪問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長阿沙德·侯賽因贈送芒果說成是後來巴國總統葉海亞贈送的（第181頁）。談及1968年北京市領導人謝富治、吳德等等時，把他們說成北京市委的領導人（第177～178頁等多處），其實1968年沒有中共北京市委，1967年初至1969年初全國的黨組織陷於停頓。又如，“1970年的一天，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第193頁），其實這一年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是謝富治。謝書把清華大學的第二教學樓當成當時清華“團派”的指揮部所在地（第178頁），實為清華靜齋。謝書提及1968年8月15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工宣隊代表時，說這些代表“坐滿全場”（第181頁）。其實，這是毛澤東在1967年至1968年多次例行的大規模接見解放軍各大單位副團職以上（近十萬人次）幹部的活動中的一次插入安排，當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在報道這一活動時，凸顯了毛澤東接見上述代表，而實際上被接見者還是以軍隊幹部為主。謝書提及蔣南翔1973年被“解放”，“蔣在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並在各係派一些代表參加的會上檢討後，學校宣布給予解放”。給蔣發了出席1973年十一節遊園活動的請柬（第223頁）。實際蔣被“解放”的時間是1974年9月29日。謝書圖片集第11幅照片與第58頁上的照片實為同一張，但卻有兩種不同的解說詞。
如果說，年屆八旬的作者記憶有誤可以諒解，那麼編輯的審稿就顯得十分重要。然而，隨著對文革的長期淡化和虛化，今後中國的傳媒領域能否擁有具備足夠的文革知識的專業編輯人員，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