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書提供了一個細節：那天進駐清華的數萬人除了所帶的宣傳品外，隻帶了一天的口糧，並未做在清華長期待下去的打算（第178頁）。這表明，1968年7月27日這一天，後來意義上的領導大學的工宣隊還沒有真正形成。毛澤東一個月後對謝靜宜說：“真正在上層建築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是從‘727’開始。”（第181頁）
讀謝書我形成這樣的認識：毛澤東開始向清華派出工宣隊隻是臨時性的舉措，旨在平息北京高校的武鬥。由於清華“團派”對工宣隊的抵抗造成的犧牲，工宣隊的領導隨後成為大學文革的政治機製。其次，到了1968年夏季，毛澤東已不止一次地說過，關於文革的時間，“我說三年就三年”。因此，外地以中央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為指針，北京以工宣隊為先鋒，結束以造反派為主導的文革群眾運動。從毛澤東到北京市領導人，在“七二七事件”前的幾天，誰都沒有提及在向清華派駐工宣隊時有必要事先通知清華兩派，對蒯大富及清華兩派棄之如敝屣的態度昭然若揭。對於工宣隊的殊死抵抗是清華“團派”滅亡的標記，這再次印證了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話語：“政治鬥爭就是要引導對方犯錯誤。”
二
謝書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對毛澤東諸多軼事的回憶。這使我不能不思考曆史回憶與曆史反思之間的微妙關係。披露毛澤東對文革中一些事件、人物和問題的看法，是謝書的特色。我感到，她對待毛澤東的評價上，除了那種流行於過去的“神化”做法之外，還有流行於今天的“虛化”做法。“虛化”的具體表現就是把毛澤東置於文革大局之外，仿佛對於文革災難和眾多個人的悲劇，不是他本人窮於應付，無能為力，就是他的理念與文革的實踐南轅北轍。“虛化”實際上是為著肯定毛澤東的曆史地位，有意回避毛澤東的文革錯誤，回避其中的曆史教訓，這樣，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卻變成了不食文革政治煙火的虛假形象！這裏僅舉幾例：1.謝書強調“毛主席反對個人崇拜”（第167頁）。基於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與斯諾的談話，不難看出，如果毛澤東是真正反對而不是切實利用個人崇拜，何以談得上毛澤東對文革的醞釀、發動、鋪排和領導呢？2.當謝書提及毛澤東反對文革一係列的專案擴大化（第189頁）時，這種反對意見與文革現實和文革曆史的對比是多麼的蒼白無力。3.當謝書談及“毛主席對教育戰線的評價”（第200頁）時，這種評價與文革教育戰線的實際狀況又有著怎樣的不可調和的反差或衝突？4.當謝書論及毛澤東從對田家英、王良恩之死的反應，到對蔣南翔、陸平“解放”的關注，再到對翦伯讚之死的批示，最後到對錢偉長、劉仙洲、馮友蘭、梁思成等等的關心，我不禁要問：毛澤東與上述人物的不幸之間有無必然聯係？5.謝書說起“毛主席決定清華、北大在江西的農場搬回北京”（第204頁）時，回顧這時毛澤東決定辦這種農場、由作者等人具體負責，一個原因是輕信了江西共產主義大學負責人所說的這種農場所在的地理位置沒有血吸蟲病源。謝書未提下放到那裏的北大、清華上千計的教職員工患上了血吸蟲病，十多人非正常死亡，而隻說：“因調查研究不夠，造成大錯。是一個深刻難忘的教訓！”（第206頁）人命關天，未免過於輕描淡寫！
對於曆史的回憶，人們不僅會對事實、取向和價值之間的關係進行追問和探尋，而且還會對回憶的選擇、取舍和作用做出質疑和評說。回憶凸顯了什麼、淡化了什麼和回避了什麼，都值得發掘和追問。對文革諸多重要事件，毛澤東有無表態，表態是何內容，人們本希望謝書有所披露。僅舉與作者密切相關的例子來說，1973年下半年，在教育領域，從“張鐵生交白卷事件”到清華大學的“三個月運動”，從“黃帥事件”“馬振扶公社中學事件”到這年年底在北京十七所大學給631名教授進行的“考試事件”，毛澤東本人有無反應？謝書中均未涉及。對於1974年初“批走後門”，作者與遲群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公正地講，“批走後門”並沒有什麼錯誤，隻不過是牽扯到了包括毛澤東本人“走後門”在內的一些要人的利害關係，而隻好作罷。對於作者與遲群如何成為批林批孔運動的急先鋒，如何領導“梁效”，如何在1976年3月帶領清華、北大十餘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麵對麵批判鄧小平等問題，毛澤東有什麼樣的具體態度，謝書也未著一字。特別是在清華大學劉冰等四人1975年兩次寫信給毛澤東控告遲群和作者，除了公布的毛澤東的那一批示外，還有無具體的談論或舉措，謝書也不置一詞。當然，我不能苛求作者講清一切重大事件，有些事情可能確實沒有驚動毛澤東本人。我隻是想從與作者經曆相關的線索中，看到更完整的晚年毛澤東。顯然，作者對於毛澤東晚年眾多軼事或言談的知悉，遠遠多於本書所公布的點點滴滴。或許不是作者不想講，而是今天的言說環境和出版條件，造成了這些缺失，使得謝書對於毛澤東的“瑣憶”，欠豐滿，欠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