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話鋒一轉，接著說道：“然而，在我看來，儒者的才能與打扮並沒有什麼直接聯係。因為，有些儒士雖然才智超群，但他們不一定時刻都嚴格地保持與其才智相符的打扮；同時，雖然有些人整天把自己打扮成儒士模樣，但這並不能表明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儒士。因此，單憑魯國臣民的著裝是不能夠判定魯國有多少儒士的。”
莊子的話並沒有說服魯哀公。看到哀公一臉迷惑的樣子，莊子說道：“如果大王懷疑我說的話，不妨通過一個試驗來證實，大王意下如何？”
哀公點了點頭，表示洗耳恭聽。
莊子說：“大王可以向全國臣民宣布，禁止非儒士者身穿儒服，否則就等同於犯欺君之罪，要被砍頭。”
魯哀公同意了莊子的建議，並按照此建議做了安排。結果，在短短幾天的時間內，魯國的臣民紛紛將儒士服藏了起來，那種滿街盡是儒士的壯觀景象仿佛在一眨眼間消失了。看到這種現象，魯哀公感到很失望。更令他感到驚訝的是，在他頒布命令後不久的一天，仍有一個人身穿儒裝並大膽地站在魯國宮門前。
哀公知道此事後，火速召見此人。在與其談論國家大事時，此人敏捷的才思和淵博的學識淋漓盡致地顯現了出來，令哀公感到佩服。
魯哀公曾認為，穿著儒士服的人都是儒士。於是，當他看到大街小巷的人都穿著儒士服時，就認為魯國到處都是儒士，從而推斷魯國不缺少儒士。
企業管理者在調查企業到底缺少什麼樣的人才時，一定不要像魯哀公這樣，被表麵現象所蒙蔽。否則，就會出現人才過剩或不足的現象。比如，當管理者不充分了解員工的工作性質時，如果依據自己的看法對工作量做出了錯誤的估計，就有可能在招聘的時候不能解決某些崗位缺少人手的問題，還可能使得有些崗位的工作更加輕鬆。
秦朝的開國皇帝嬴政之所以能夠力克群雄、統一六國，並最終建立秦王朝，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對人才的重視。為了得到渴望的人才，秦王政通過各種方法不斷從各個諸侯國招攬，甚至不惜動用武力，這一點可以從他爭取韓非上看出。
韓非，韓國貴族之後。他熱衷“刑名法術之學”，花了很多精力去鑽研法家學說。早年曾和秦國宰相李斯一起在楚國蘭陵，隨荀卿學習。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老師的諄諄教導下，韓非在法學上有較深的造詣。
戰國末期，韓國積貧累弱，國勢衰弱，再加上外有強秦虎視，外有奸臣弄權，亡國之危已迫在眉睫。韓非是位熱忱的愛國者，看到祖國現狀，頓時身心沸騰，欲為祖國拋灑熱血。
針對韓國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係列現實問題，韓非多次上書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改變現狀的意見。不幸的是，他胸中雖有報國誌，卻沒有報國路可行。昏庸無能的韓王不識人才，根本不理睬韓非的主張。
韓非滿腔的愛國熱情被澆滅，再加上自己有口吃的毛病而不善言談，就將所有的悲憤和憂愁都傾注於筆端，埋頭著述。不久，韓非的學說便被廣泛流傳，他的思想在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
作為一位君權至上論者，韓非要求加強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這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他的名言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所謂“聖人”，就是中央，也即是君主。所以，要想安國，則必須尊主。韓非借鑒了前期法家的有關學說，提出了更為縝密的法、術、勢相結合的專製主義理論。
韓非自覺地站在儒家思想的對立麵，疾呼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唱對台戲。他所說的法，是指由封建官府製定和頒布的成文法。法治的對象是君主統治下的所有臣民；法治的目的是要維係封建的統治秩序，保障君主對全體臣民的絕對統治。因此，韓非主張法必須嚴峻，隻有實行嚴刑峻法，老百姓才不敢犯上作亂。人們很少被火焰燒傷，是因為火焰猛烈灼熱；許多人溺斃於水中，是因為水性柔弱。嚴刑峻法就如同一盆火焰，約束臣民老老實實地接受君主的擺布，不敢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此外，韓非還主張法不阿貴，賞罰嚴明。他認為聖明的君主設置官職爵祿，就是為了招引賢才，獎勵功臣。所以，賢能之人應任大官，拿厚祿；功勳卓著的人，應當得到很高的爵位和獎賞。有多大的本事當多大的官兒，有多大的功勞領多厚的俸祿。主張任人唯能、任人唯才，反對儒家建立在血緣、宗法關係基礎上的任人唯親的原則。在當時，韓非的主張有著進步意義。
不過，僅有嚴刑峻法，君主還不能有效地主宰他的臣民，還必須有勢。所謂勢，是指國君的地位與權力。他認為君主不可一日無勢：夏桀為天子，能控製天下，不是因為他賢能，而是因為他的權位崇高。堯當老百姓的時候，不能治三家，不是因為他無能，而是因為他的權位太卑下。千鈞重的東西，載在船上也會漂起來；錙銖般輕的東西，如果不放在船上也要沉下去。不是因為千鈞輕、錙銖重，而是由於有勢與無勢的緣故。所以韓非得出了結論：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有了勢，法的威力才能發揮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