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企業家能力開始滯後表現為：在核心價值觀上，重股東和企業利益，輕社會、顧客和員工利益；在人才理念上，重人才的工具性使用，輕人力資源開發和投資；在經營理念上，重產品推銷、輕品牌塑造；在產品和經營上，同質化現象嚴重，缺乏差異化和自主創新，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不多；在企業組織製度和經營管理上，受家庭意識和家族關係的製約和束縛比較嚴重；在企業發展戰略上，往往戰略意識不強，有的是戰略不清，有的甚至是無戰略，隻求眼前賺錢，等等。
三、信任機製的變革與浙江經濟轉型升級路徑
（一）破除人格化交易，引導民營企業提升競爭力
浙江家族企業所體現的“家文化”、“家族主義”、“泛家族主義”等特殊的價值觀念體係等是傳統文化的產物，也是家族企業的必然選擇。在家族企業文化中，往往是以暗的契約的方式相聯係的一個家族命運共同體，其契約精神不足，創業家族與員工共同承擔命運並相互依靠的機製也沒有建立。
故此，家族企業對企業文化進行創新必須同時加強變革型文化和交易型文化建設。在高度信任的基礎上，建立產權明晰、製度分明的企業環境，在聘用者和家族企業之間建立契約下的信任，構建基於傳統文化為主、企業本位為基礎的管理文化。
同時，還必須通過信任機製的再造，積極引導和支持廣大民營企業依托自主創新提升國際競爭力，培育和扶持本土跨國公司，鼓勵民營企業與跨國公司建立各種聯係，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去”，到國外去投資設場廠、建立營銷網絡和研發中心，吸納國際優質生產要素和資源支持浙江發展。
（二）政府“有形的手”與民間信任“無形的手”相結合
從浙江經濟的發展進程來看，非正式製度的誘致性變遷一直在進行著，並為正式製度的強製性變遷提供前進方向和理論指導。盡管誘致性製度變遷可能更符合製度主體的利益需要，然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政府通過正式製度推進其變革與發展進程，采取強製性製度變遷形式。
地方政府在積極實施和創新外部規則同時，應當重視內部規則的培育。因為，隻有當政府和社會成員通過平等的交易來實現互惠性製度變遷時，才可能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與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內在統一。政府還可以通過推進企業製度建設可以影響企業文化形成與變革。
（三）開發現有信任資源，推動企業聯合體與中間型經濟組織的發展
近年來，浙江的企業聯合體包括企業群、聯盟組織、虛擬企業組織等獲得廣泛發展，家族企業已經不能完全通過財產權、所有權和控製權來定義，而是通過一係列隨著時間地點的變化而擴張或收縮的聯係表現出來。中間型經濟組織的發展一方麵是泛家族文化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麵又大大改變了傳統的企業家族經營機製。
目前，浙江企業聯合體發展麵臨一種所謂的集體困境：產業環境、政策支持、聯合機製、內部協調等各方麵的不成熟。這些問題的存在牽製並抵消了本該有的強大合力。且現階段，浙江企業間戰略聯盟的形式還主要停留在初級階段，且多半限於傳統產業。從國內戰略聯盟看，一些企業已經開始在計算機、通訊技術等高新技術領域建立了共同的技術研究開發協議。在這方麵，浙江企業還是大有潛力可挖的。
（四）變革信任機製，再造產權關係，推動現代企業發展進程
浙江現有的民營企業家群體還是以傳統的小老板、小業主、層次低的創業者為主體，企業家年齡偏大、知識結構老化、創新能力弱化等問題較為突出。大多民營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企業家僅僅憑借感性經驗、市場意識和冒險精神進行管理，已越來越難以適應複雜的企業結構、多變的市場環境。由於企業家資源難以與資金要素、技術要素以及高素質人才要素相結合，從而使得浙江經濟鎖定在較低的產業形態。
改變這一狀況的方法是必須擺脫以家族為核心的產權安排，通過在私人信任基礎上進一步引入社會信任，吸收新的資金、技術、管理資源來改善企業的產權結構和治理機製，如通過技術入股、管理能力入股等形式，吸收優秀人才參與民營企業的管理與決策。同時，建立由家族成員和職業經理人共同參與的“共同治理”模式，也有利於解決由於當前家族企業麵臨的困境。
（作者單位：浙江旅遊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