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禮記·禮運》中對大同社會的理想狀態做了暢想，認為大道施行是建設大同社會的前提，在大同社會中，天下為人們所共有，而非僅是統治階級的天下，在大同社會之中，那些品德高尚與有能力的人被選拔出來，人與人之間誠信相處，社會和睦。在大同社會之中，孔子所暢想的人際關係是互助、有所用，人們不再單單孝敬自己的父母、撫養自己的孩子，而是所有的老人都能夠得到奉養、所有的壯年都有所用，所有的孩童也都能獲得成長，那些鰥寡老人、孤兒、殘疾人等也都能得到社會的供養。一切奸邪、盜竊、造反、害人之事不會發生，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這是孔子對大同社會幾個方麵的具體描述。這種天下大同的社會構想實際上是對社會和諧的美好追求，在中華民族的曆史發展中，世代人民都將其作為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這也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奠定了心理基礎。
最後，儒家還提出了“協和萬邦”的和諧國際觀。儒家思想不僅僅關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也對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主之間的關係有所關照，在《尚書·堯典》中，便提出“百姓昭蘇，協和萬邦”的思想，主張民族間、國家間和諧相處。孔子在《論語·顏淵》中提出的“四海之內皆兄弟”，實際也是講一國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在具體如何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時，孔子認為對於不歸服的“遠人”，可以用文治焦化來感化，而不是簡單的訴諸武力，這也體現了其和諧的國際觀。孟子在講述治國之道時，同樣強調要以德服人，他提出王道思想，反對霸道治國，所謂王道是指國與國之間通過和平手段來解決各種問題，建立起一種信任關係，這能夠不斷提升自身的影響力，而霸道則是選擇以武力為後盾，逼迫其他國家向自己臣服，最終將會“失道寡助”。而我們今天的外交政策便是和平外交，因此儒家的這種“協和萬邦”的國際觀也對我國當代的和諧國際社會的建設也起到推動作用。
儒家的道德觀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提供了道德準則。儒家經典認為要想實現天下大同，首先要從個體的修身養性做起，並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要求。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也要求社會個體遵守道德規範，這是和諧社會的構建基礎，可以說儒家大同社會與和諧社會在構建途徑上不謀而合。因此儒家學說中所提倡的道德思想為我國的和諧社會建設提供了道德規範和標準。
首先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悌道德思想。社會由無數個家庭組成，因此要構建和諧社會，家庭和諧是其基礎，古人也提出要“治國”、“平天下”必然要先“齊家”，因此家庭的和諧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前提。儒家學者認為“孝悌”是家庭和睦的關鍵所在，在《論語·學而》中，寫道：“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者，其為人之本與！”意思是，君子會致力於做根本的事務，根本建立了，治國做人的原則便也水到渠成，而孝順父母和順從兄長，這便是仁的根本。由此可見，儒家將“孝悌”作為仁的根本，也是治國做人的根本，在這裏“孝悌”被認為是道德根本與基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孝占據著重要地位，家庭社會中的人倫和諧在曆代都備受推崇，這也促使了我國社會良好倫理秩序的形成。在贍養自己的長輩之時要“及人之老”，在撫育自己的小孩時要能想到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這是孟子提出的社會倫理觀，他認為“孝悌”不僅局限在親緣關係之間，還應該推己及人，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
其次是先義後利的道德價值追求。在中華文化的幾千年發展中，義與利的辯析始終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哲學議題，它將社會個體置於道德精神追求與個人利益追求之間，對於個體在“義”和“利”之間如何抉擇的問題，儒家道德思想給了我們“見利思義”、“觀得思義”的答案，也便是要求人們能夠時時刻刻記得正義、義氣，而反對惟利是圖、見利忘義的行為。在“義利之辯”中，富貴與貧窮，地位的高貴與卑賤並非是單純的衡量個體物質財富的標準，儒家思想還賦予其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方麵的意義。
在《論語·裏仁》中，孔子認為財富與權力是“人之所欲”，但“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在這裏，孔子承認人對於物質與權力有著追求獲取的欲望，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不是用正當的方法取得，品德高尚的君子是不會接受的，這就是說，孔子強調的是“取之有道”，告誡人們不要因為利益誘惑而失去“義”的道德準則。而在今天的社會中，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的趨利性使得人們去不斷追逐自身的利益，而如何避免人們為了個人利益的獲取而違背社會道德準則，便需要倡導先義後利的儒家道德思想，使人們樹立正確的物質觀與道德價值觀，這樣才能夠防止市場經濟條件下可能產生的道德滑坡，也為我國的社會倫理體係建設奠定了道德基礎，為經濟社會的和諧有序發展提供思想道德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