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易堂據理以爭：“‘國醫’一個名詞，在我們中國向來是沒有的。自從西洋的醫學傳到我們中國來，為要避免和西洋醫學混同起見，所以從主體上特別提出‘國醫’的名詞來。這好比我國的文字本來無稱為‘國文’的必要，因為同時發現了英文、德文、日文等不同的諸種文字，於是主體的(地)提出‘國文’一個名辭（詞）是覺得非常的必要。國醫的意義，亦就是這樣，切莫以為加上了一個國字，就是十足的代表狹隘的國家主義。”
一些企圖廢止中醫的小人急了，也東施效顰，搞起了請願活動，派出對南京政界十分熟悉的牛惠生、顏福慶二人四處活動。牛、顏找了廢止中醫的總後台、剛剛接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
就在存廢兩派爭論相持不下的時候，道貌岸然的汪精衛，寫信給孫中山先生的兒子、剛接任立法院院長孫科。他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寫道：“此事不但有關人民生命，亦有關國際體麵，若授國醫以行政權力，恐非中國之福……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設法補救。”試圖取得孫科的支持。
所謂授國醫以行政權力，是指國醫條例中規定，衛生部下設中醫委員會，負責管理全國中醫中藥事務，實際上也就是中醫可以參與衛生行政。這對承擔著全國百分之九十人口的醫療保健任務的全國80多萬名中醫、20多萬家中藥店來說，完全是理所當然的。汪精衛、褚民誼一夥不容中醫存在，把全國人民的醫療保健任務交給人數不足6000、隻在城市才有醫院的西醫，能說是真的關心國內人民生計麼!汪精衛在中政會上“再三痛切言之”，得不到與會人員的積極支持，又企圖借牛、顏二人出麵作最後的掙紮，這才真“非中國之福”。
作為孫中山兒子的孫科，不僅對中醫較為客觀，而且明了汪精衛挑起中醫廢存爭論的真正原因。在1933年12月15日立法院召開的第三屆第43次會議上，作為妥協，《國醫條例（草案）》更名為《中醫條例》，並將中醫的行政管理權隸屬行政院下的內政部，才在立法院召開的第三屆第43次會議上獲得通過。
媒體曝光汪精衛相信中醫，
廢止中醫案徹底破產
再說立法院通過了《中醫條例》後，汪精衛消極拖延遲遲不公布。中醫界在1934年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時發起遊行請願，亦無結果。
其實，領袖欲十分強烈的汪精衛，不僅是相信中醫的，而且經常請中醫為家人診病。
原來，這一年，汪精衛的嶽母患病，西醫屢治無效，不得已延請著名中醫館副館長施今墨往診。當時西醫認為不可能用中藥治愈，但結果施今墨處方卻是“一劑知，二劑已”，兩日即治愈。汪精衛也不由信服，製送“美矣良醫”匾額感謝施今墨。但施先生沒有收下汪精衛送來的匾，而是提出一個要求：“既然您肯定中醫能治病，請您收回‘取消中醫’的決定。”當時汪精衛沒有立即表態，但此後他對“取消中醫”的態度不再堅決。
當時，不少國人不明就裏，想當然認為留學兩國的汪精衛，一直不相信中醫。其實，在1925年初孫中山臨終前，同意請中醫為自己診病。且汪精衛全力支持聘請中醫生診治。當時，西醫湯爾和在《晨報》上發表《關於孫中山病狀的疑問》，質問說：“我敢放肆說一句，中醫要講醫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這種‘數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給他製裁？”當時的汪精衛立刻回擊湯爾和說：“凡是有科學思想的人，都是很虛心的，都知道現在的科學對於世界萬物所知道的還很少，所不知道的還是很多。”
就在《中醫條例》遲遲難以公布的1934年底，中醫雜誌紛紛登載了一條新聞——《汪精衛亦信仰國醫》。此新聞一登，輿論嘩然。主張廢除中醫派辭窮理屈，堅挺中醫派乘勝追擊，有人諷刺說：“國醫而能為國際體麵而犧牲，則國醫實有大功於國際體麵矣！中國積弱已非一日，國際體麵不在賠款失地，而在國醫的存在與否？”
焦易堂力挺中醫派，占了上風。汪精衛爪牙把持的國民政府衛生部，不得不正式公布《中醫條例》。但是汪精衛依然不甘心，指示衛生部成立中醫委員會，負責管理全國中醫中藥事務，剝奪了中醫館管理全國中醫、試點中西醫結合的職能。
對權力鬥爭厭倦的焦易堂，弘揚中醫藥的目的達到了，也就宣告了汪精衛為首的廢止中醫案的徹底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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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