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春時年48歲，河北玉田縣人，他原非吳佩孚的老班底，但吳看中了他作戰勇敢，故而對其十分器重，而劉也對吳報以知遇之恩，當時即有劉玉春是吳的“趙子龍”之說。劉玉春在汀泗橋，特別是賀勝橋的戰役中，作風硬朗，拚死力戰，也得到了吳佩孚的讚許，遂被任命為武昌城的防守長官。武昌被圍後，劉玉春仍以無線電與吳佩孚互通情報。此時的吳佩孚幾無容身之地，但仍壯懷激烈，表示不日將反攻武漢，叫劉堅守武昌。劉玉春見希望尚存，慷慨表示願意死守武昌。此刻，針對北伐軍的最後通牒，他以炮轟北伐軍紫金山陣地作為回應。見勸降無效，21日拂曉，北伐軍下達了總攻城令。
因劉玉春等吳軍將領的堅決抵抗，並且占據了有利的防守位置，使得北伐軍的數次攻城都沒有成功。從9月下旬起，北伐軍決定采用掘地道方法，爆破攻城。被北伐軍鐵桶似圍困的吳軍，因糧盡援絕，“士兵每日隻吃兩餐什兩稀粥”，劉玉春無奈之下隻好尋求突圍。10月1日和3日，武昌守軍開始冒險突圍，但是兩次都被北伐軍痛擊回城。10月6、7日兩天，無奈之下，劉玉春開始派人與北伐軍談判開城投降事宜。雙方商定10月10日吳軍全部撤出武昌，接受北伐軍改編。但劉玉春拒絕在改編時交出武器，談判遂告破裂。
此時困處孤城的守軍內部也開始分裂。劉玉春部下的第3師師長吳俊卿、團長賀對庭則秘密與北伐軍議降，並約定10月9日晚打開城門，讓北伐軍入城。這樣，在該部的配合下，10日拂曉，北伐軍分別從保安門、中和門、賓陽門、通湘門相繼攻入武昌，對頑抗北軍發起進攻。大多數北軍因為長期饑餓，在經過激烈巷戰後紛紛投降，隻有劉玉春部卻依然拒絕放下武器，後來獨立團將其包圍後進行圍殲，最後終於全殲該部。武漢城防最高長官陳嘉謨則喬裝苦力準備翻越武昌城牆逃走，被北伐軍拿獲，拘留在國民軍總司令部。
二、俘虜與審判劉玉春
北伐軍進入城後，大多數守軍均已投降，劉玉春卻率部一千餘人，在蛇山腳下拚死抵抗，直到氣盡力竭，傷亡累累。部隊被打散後，劉玉春躲入一個教堂，被北伐軍的巡邏兵俘虜。這樣，曆時四個多月的武昌之戰最終結束。武昌城內一片狼藉，據記者報道，武昌城內“已成一片焦土。所剩房屋，其中完全者亦無幾。屋瓦碎亂，牆上空洞，觸目皆是”。
在此次武昌之戰中，北伐軍俘虜了陳嘉謨、劉玉春以下軍官740餘人，士兵9495人，繳獲大炮18門，機槍160挺，步槍7000餘支，大獲全勝。但北伐軍在攻克武昌的作戰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僅第四軍就傷亡官兵1157人，其中軍官91人。葉挺獨立團的官兵英勇作戰，191人長眠於武昌郊外洪山。獨立團團長葉挺、36團團長黃琪翔在作戰時都身先士卒，戰績卓著，成為全軍將官的表率，國民政府軍委會為此破格授予葉、黃兩團長少將軍銜。另外，還有一個人也參加了此次戰役，他叫林彪。至此，武昌戰事算是劃上了一個句號，但如何處置率軍頑抗的武昌守將劉玉春、陳嘉謨，尤其是前者，成為國內新聞界關注的焦點。
劉被俘以後，時任北伐軍總政治部科長的郭沫若奉命與劉玉春進行了談話，漢口《新聞報》於10月17日發表一篇題為《革命軍總政治部郭沫若科長和劉玉春的談話》的報道，記載了此次談話的全過程。11日下午3時，郭沫若去湖北省議會找劉玉春談話，劉當時光著頭，麵呈黃色，在郭的眼中，“劉的身材在北方人中並不算高”。郭沫若問劉玉春：“你是軍人。你曉得打仗究竟為的什麼?難道你是硬要火燒民房，硬要餓死百姓來打仗的嗎?”對此，劉玉春始終強調：“我是軍人，我隻曉得服從命令”，“我不能不尊重名譽。到了打敗仗總是心裏不好過，所以我始終要把城守住”。
而劉玉春死守孤城的“敬業精神”，在當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讚許。北京和上海的報紙甚至將他英雄化，稱讚其為“武昌籠城勇士”。特別是一批北洋將領還聯名通電，“請黨軍（即北伐軍）主持正道，勿傷南北感情”，請求武漢方麵不要傷害劉玉春的性命，因為時人觀之，“北伐”僅為中國南北方所進行的較量，而劉玉春又為北方人，故有此說。
在武漢方麵，內部也意見紛紜。一些紳商擔心北伐軍若處死劉玉春，則可能會激化南北方的矛盾，進而因戰火破壞原就十分虛弱的經濟貿易，他們上書北伐軍前敵總指揮唐生智，稱殺一劉玉春不足惜，但可能會“植南北之惡因”，勸說武漢方麵網開一麵；相反，另外一些武漢民眾團體，則指責劉玉春“據數十萬人民為護符，以圖頑抗，致累及無辜，因而餓死者無算，殘忍暴行，史所罕見”，強烈要求將劉玉春等人交付“人民審判”，並“速處死刑，沒收財產，移賑災黎，以平民憤”。
1926年12月，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後，鑒於劉玉春案件的影響麵較大，就采取了較為慎重的處理方式。為了給判決劉玉春案件提供司法支持，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指導下，為了回應民眾公開審判劉玉春等人的要求，武漢方麵於1927年2月9日頒布了著名的《反革命罪條例》，這個條例基本反映了國民黨左派和其黨內共產黨人的要求。此後，“反革命”罪作為一個犯罪名稱正式出現在中國司法界。“反革命”一詞來自蘇聯，五四以後始傳入中國並被國人所接受，特別是在上世紀20年代為一些政治派別競相采用，同樣，“革命”一詞也逐漸被“褒義化”與“神聖化”，成為價值評判的最高標準。
就在《條例》被頒布的翌日，武漢方麵組織的“人民審判委員會”就開始運用它正式審判劉玉春等人。這種“人民審判”的形式則是國民黨仿效蘇聯的產物，審判委員會由黨政軍機關、各民眾團體代表15人組成，司法部長徐謙為主席。由於此次案件為社會各界所矚目，因而引來記者與聽眾數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