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正式開始後，首先由“人民論告”代表對被告劉玉春等人所犯罪行進行控告，接著由“國家論告”代表控告，指控劉等人所犯的罪行包括“抗拒革命軍”、“慘殺革命同誌”、“壓迫革命活動”等，稱劉等人“罪不容誅”，要求審判委員會迅速對其從重從快予以判決。法庭在審問劉玉春等人後，要求他們發表一段“受審感言”。此次被審判的北軍將領除了劉玉春外，還有被吳佩孚任命為武漢城防最高長官陳嘉謨。但陳劉二人在法庭上的表現卻迥然不同。
麵對指控，陳嘉謨表現較為膽怯，稱自己之前因“未讀革命書，不知道為反革命”，閱讀革命書後，自己的思想覺悟大大提高，“甚佩服孫總理”，並“深知從前之非，實為慚愧”。但劉玉春的態度則強硬得多，他正襟危坐，稱自己盡管也看過《三民主義》等書，也“甚佩服革命軍”，但始終強調自己僅是服從長官命令，“不敢承認有罪”。當審判委員會主席徐謙指控他是“反革命”時，他以近乎詭辯的方式反駁道：“我從未入革命黨，何言反革命！中國人民四萬萬，隸革命軍者不過二十餘萬，其餘皆反革命耶？”但對於以“不革命即反革命”為行為邏輯的國民黨而言，這種辯解根本就是蒼白無力的。
正當人們以為國民黨肯定不會對劉玉春善罷甘休之時，事情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2月10日那天的審判雖然進行得聲勢浩大，但卻以“擇日再判”收場，這也預示著劉玉春的命運也將出現轉機。事實上，劉玉春在被關押了一段時間後被釋放，還一度被北伐軍將領唐生智聘為軍事參議。這樣，武漢方麵為審判劉案而“量身定做”的《反革命罪條例》，基本沒有發揮效用。但長期以來鮮為人知的是，武漢國民黨中央製定該條例的目的，表麵上看是為了對付劉玉春，但實質上卻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武漢方麵之所以在此時製定《反革命罪條例》，固然是為了給審判劉玉春提供司法依據，但其真正意圖卻在於“阻嚇”（蘇聯人語）尚領兵在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武漢國民政府居然會製定對付自己總司令的條例，則無疑是令人費解的，而這就需要從當時國民黨的內部派別傾軋說起。
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正式確立了“聯共”的基本方針。這種黨內合作的方式始終遭到不少國民黨元老的反對，而在蘇聯方麵的影響下，國民黨內部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問題上被劃分為所謂的“左”、“右”派別，支持“聯共”政策的被劃分為前者，相反則為後者。蔣介石對待這種紛爭態度較為曖昧，因而被蘇聯顧問劃為可以爭取的“中間派別”。 但隨著自己羽翼漸豐，蔣介石對待蘇聯和共產黨的態度也在悄然發生轉變。1925年，他利用“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迫使共產黨退出了第一軍，並打擊中共在國民黨內的勢力。麵對蔣介石的步步緊逼，蘇聯顧問壓製了共產黨反擊蔣介石的要求，而對其進行了妥協。1926年，在蘇聯顧問的支持下，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他在國民黨“一大”閉幕時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領兵北伐，以完成孫中山的統一遺願。
1926年倉促啟動的這次北伐，居然在半年間幾乎打下了大半個南中國，其勝利取得之快，可能連蔣介石自己都沒有想到。但按照蘇聯顧問的打算，北伐軍在打下武漢後，應迅速沿著京漢線北上，一鼓作氣打下北京，“以竟全功”。當然，在北京被攻下之際，也就是他們與蔣介石算總賬之時。因為按照斯大林的說法，就是要把蔣介石像擠檸檬那樣，“擠幹，然後扔掉”。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後來的事實證明，俄國人這個如意算盤落了空，老蔣率先動了手，將國民黨內的共產黨人給“擠”了出去，此為後話。
9月初，北伐軍抵達武漢城下，並將其團團圍困起來。在目睹了數次攻城失利後，蔣介石決定改變戰術，采取“圍而不攻”的方式，同時並不按照蘇聯顧問的設想，繼續沿京漢線北上，而是掉頭轉向江西，兵鋒直指他的老家——浙江。蔣介石此舉，無疑令斯大林們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但蔣攻下南昌後，更壞的消息接踵而至，他居然無視武漢的國民黨中央（武漢被攻下後，原廣州的國民黨中央隨即遷入），於1927年1月在南昌另立一個國民黨“中央”，以製造兩個中央對峙的局麵。而蔣介石之所以膽敢如此，手握重兵，“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是一個關鍵原因。
麵對蔣介石的公然叫板，蘇聯顧問和共產黨人幾乎束手無策，他們隻好極力呼籲“提高黨權”，言外之意即約束軍權。同時，試圖采取種種措施，限製蔣介石的權力，以迫使他取消南昌的國民黨“中央”。正當此時，武漢方麵審判北軍將領劉玉春等人，適逢其會地為出台《反革命罪條例》提供了契機。
武漢此舉的意圖，身在江西的蔣介石對此亦洞若觀火，他還在日記中寫道，武漢方麵製定《條例》，以“反革命”的罪名，把他攻擊得“幾無完膚”。因此，蔣介石根本不予理會來自武漢的“恐嚇”，反而從中學到了一招，即將自己塗抹上濃重的“革命”色彩，如以自己為“最革命”自居，公開聲稱：“誰要反對我革命的，誰就是反革命！”此後，蔣介石仍然我行我素，直至後來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可見武漢此舉也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劉玉春案的審判雖然無果而終，但它直接催生的一個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則被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沿用。直至1997年，它才被更具現代司法色彩的“危害國家安全罪”所取代，而在兩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中，“反革命”一詞才徹底在憲法中被刪除。
作者單位：四川文理學院
責任編輯：姚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