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北京當日通報的新增確診病例數首次降至個位，為7例；6月8日北京首次迎來新增非典病例零紀錄。6月24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北京從非典疫區名單中排除。
在2008這個被溫總理認為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年頭，這位60歲的新科副總理再次臨危受命，在通脹和增長之間尋找光明之路。
這是一個高難度挑戰。2008年2月，居民消費價格（CPI）總水平同比上漲8.7％，創近11年來新高；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達到6.6％，創3年來新高。同時，進入2008年以來，國際原油價格突破100美元桶，創下曆史新高。此外，鐵礦石、農產品、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也幾乎全線創下曆史新高，對國內CPI、PPI上揚的壓力不斷增強。
金融數據更不容樂觀。中國自2007年曆經6次加息，目前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已達4.14％，而美國自次級貸款危機後曆經數次降息，美聯儲基準利率已經降至2.5％。隨著中國加息預期與美國降息預期的不斷增強，中美利差還將繼續擴大，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與日俱增。僅進入2008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就已超過4％，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彙率已突破7∶1關口。
一方麵，傳統經濟學說主張應對通脹的典型措施——加息、控製信貸等做法將導致資本市場繼續下行，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人民幣與外幣利差持續擴大，熱錢套利加劇；另一方麵，加快人民幣升值又將使出口受到削弱，影響就業，進而導致經濟出現滯脹。
因此，當前需要的，或許是對通脹形勢更全麵、更精準的認識和判斷，進而采用更為科學有效的金融調控工具。以宋國青、謝國忠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的“貨幣學派”，認為當前通脹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需求過盛，因而應當堅決加息，“刀快不怕脖子粗”，隻要加息力度夠大，就能改變人們的通脹預期，讓他們安心把錢存進銀行，從而遏製通貨膨脹。而以花旗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等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卻認為當前通脹的首因是美元貶值導致國際石油、鐵礦石、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引發的外部輸入型通脹，因而主張以加快人民幣升值、推進節能降耗為主要措施，以降低國內產品價格壓力，遏製通脹。
顯然，對本輪通脹形勢成因和應對措施的爭論不僅反映了學界的矛盾，同樣也反映了官方的分歧。就在此次“兩會”間隙，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呼籲采取措施應對外部成本上升，而央行行長周小川則認為投資需求依然旺盛，存在進一步的加息空間，對人民幣升值問題則諱莫如深。“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人尤其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盡管王岐山擁有應對1993～1994年通脹的成功經驗，但今天的中國已經深深地融入世界，成為世界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與十多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有效駕馭金融工具應對國際、國內的複雜因素，這對任何領導人都將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挑戰。”3月13日，謝國忠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而金融部門與其他經濟部門的協調配合也將是王岐山麵臨的另一大挑戰。此前，隨著“一行三會”（央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實施“大部製”的合並動議正式擱淺，尤其是在經曆了去年轟動一時的“5·30”印花稅事件後，如何加強“一行三會”之間以及“一行三會”與其他經濟部門的協調配合已經成為擺在王岐山麵前的當務之急。
與此同時，隨著外部經濟的突然疲軟，長期被看好的外貿形勢也變得迷幻叵測。海關總署公布的最新統計顯示，2008年一季度，我國出口增長幅度同比降低6.4個百分點，進口增長幅度同比上升9.4個百分點，貿易順差同比下降10.6個百分點，淨減少50億美元。“內熱”未消，“外冷”已經初現。由此帶來的新風險，使中國經濟可能麵臨既要防通脹，又要留心衰退的雙重困境。
正如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所坦言：“目前最大的困難是物價過快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壓力，隱藏的風險是經濟可能出現的波動，我們必須在這兩者之間走出一條光明的路。”
這，正是王岐山需要挑戰的新使命。
莊子觀人法之四：卒能問焉而觀其知
“卒能問焉而觀其知”，指在匆忙和倉促的情況下突然詢問他，看他的智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