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24日上任後的第一次政府常務會議上，王岐山以“強硬”亮相，“我就要求你們彙報的時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軍中無戲言。”
他說，就是要在這種時刻把組織化程度提高到最嚴厲最高的水平，隻有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才能贏得這場戰爭。
王岐山臨危受命，萬一失敗了怎麼辦？
沒有萬一，隻許成功，不許失敗。
很多官員都願意以低調行事，“低調”這個詞如果和“謙虛”兩個字放在一起，則有一定的政治道德意味。
對王岐山來說，來北京之前也是信守這一潛在行事規則的，而4月20日後的王岐山不得不一反政治人物的常態。
“麵對老百姓這種恐懼心理的時候，電視、報紙，我們各層官員，都應該張開嘴巴，需要邊做邊說。”
災難中最可怕的狀態是，災難的嚴重程度被無限放大，抑製災難的可能卻被無限縮小。而2003年4月後的北京就處在“誇大”和“縮小”的並存中。
誇大和縮小背後是SARS病例數在王岐山到來前後的巨大反差，這種反差增加的不僅僅是恐懼，更多的是對政府的不信任。
恐懼、混亂、沒有信任和安全感，打開窗戶都擔心病毒會跑進來，這是當時每個普通北京市民的心態。
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對王岐山來說，首先要修複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要告訴公眾北京市政府是一個有效率的、果斷的、會給人民帶來信心的政府。“高調”在這種情況下是必然的姿態。
4月30日記者招待會上，記者的問題一點也不含糊，37如果不是真實的，那麼339這個數字就可信嗎？
“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我上任以來公布的數字都是非常準確的、坦白的。”
對《紐約時報》記者的提問，直到今天還讓關心他的人捏把汗。
“因為疫情，有兩位高官被撤職，在此之後會不會還有進一步的行動來調查到底有誰參與了掩蓋事實真情的行動？以及向國際社會作出進一步的解釋，並向國際社會進行道歉呢？”
王岐山回答，不愧為《紐約時報》，問題就是尖銳。可是時間和對象選得不太對。
“政治上的責任和原因的問題，這不是我擔心的。但是你應該相信我們的中央和國務院，對這方麵是不含糊的。在不久的將來，在抗非典鬥爭取得勝利的時候，在總結的時候，我們一定會談及到這個問題。到那時候《紐約時報》的先生可以再來問這個問題。”
在SARS風暴中，這是最敏感、最核心的問題，直到今天我們也沒有找到標準答案，而王岐山卻給了一個即使到今天也是石破天驚的回答。
危機時刻，讓老百姓天天看見他。
王岐山讓人們重新拾起對北京市政府的信任，但僅僅說還是不夠的，SARS並不會因為王岐山的高調表態而收斂。
在王岐山上任的第9天，病例數迅速從339上升到2705，其間，醫務人員的感染率、患者的病死率居高不下。物資出現匱乏，沒有紗布，沒有口罩，沒有隔離服，沒有床位，有的病人甚至放在了大街上，疑似病人在健康人中來回走動，怎麼辦？
4月23日，王岐山上任第二天，北京市政府下達了隔離令，對受非典汙染的人員、場所依法實施隔離。
4月24日，王岐山上任第三天，小湯山醫院開工，4月29日，宣武醫院、中日友好醫院被緊急改造，總共16家定點醫院加入收治行列。
王岐山說，“我們以救治為中心，目標是提高收治率，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降低醫護人員感染率。”
4月20日後的王岐山保持了高曝光率，他必須讓市民知道，在這樣的危機時刻，市長在幹什麼，說什麼。
王岐山甚至希望辦公室有一直播電視，讓老百姓天天看見他。
5月1日早晨，王岐山出現在天壇公園晨練的人群中，與老百姓笑談“非典”。
王岐山向公眾保證，作為市長，自己的正規信息渠道是暢通的，而且自己還有很多非正規消息渠道，這個話是說給老百姓的，更是說給各級官員的。
5月9日，也就是王岐山上任後的第19天，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梁萬年表示，北京非典上升趨勢得到了有效控製，從5月2日以後，新增確診病人數從70～80下降到3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