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
在第六章中，劉劭具體闡述了各種事業的利弊得失。主要列舉了節清之業、法家之業、術家之業、智意之業、臧否之業、伎倆之業等六種自己認為最主要的事業。前三者是“源”，後三者是前三者的“流”。在第三章《流業第三》中，劉劭論十二才時，對這六家隻是簡單的概括，而在這裏卻做了相當全麵地闡述：從各種事業之所本，未發達或已發達時的狀況，作為一種事業的特點，以及其功過和利弊，直至最終結局。
本章中，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到劉劭的良苦用心，這六者與現實政治的關係甚為密切，他辟專章加以詳細分析；劉劭論人不同於魏晉玄學中對抽象人性的探討，而是注重人物才能在政治場合的實用。
通讀此篇，我們可以認識到，所謂的有用無用是相對而言的，沒有無用也就無所謂有用。人物因其才質不同，有其長處亦有其短處，每種人才當官從政也既有其有利的一麵，也有其有弊的一麵。劉劭雖然對兩漢以來品評人物重在實用有所矯正，但其思想還是沒有排除兩漢以來注意政治實用方麵的傳統，這與劉劭不注意討論個人的修養方法，以及自始至終站在政府用人立場上，對現實政治抱著積極的態度是一致的。由此也反映了三國時期注重才能之士援為現實所用的曆史背景。
《利害第六》可以告誡我們現在的領導，“才無大小，各有所宜”，應該較短量長，根據人才的“大小”，適而任之，避免出現“大材小用”或“小材大用”的情況。
【人才智鑒】
雍正帝用人重才技
清世宗雍正皇帝是一位有作為的君主。鑒於康熙末年的吏治腐敗，他自即位之日起就注重對官員的嚴格選拔，並對前代的用人方針實行了明顯地變革，提出了用人論才技而不限大小的方針。正如他自己所說：“朕用人原隻論才技，從不拘限成例。”
雍正帝一登基就著手在政治、經濟等方麵進行改革，而改革大業絕非一人所能為，需要一大批有才能的官員共同努力。因此，雍正帝在用人方麵與其父康熙帝有很大區別。康熙帝待人比較寬厚，官僚隊伍相對穩定，任職較為長久。雍正時人事變動頻繁，一些官員來去匆匆，有的微員驟然遷居高位，一些大吏被逐出政治舞台。這看似混亂，其實亦有章法，關鍵就在於事事都要有適當的人選。如果隻憑資曆、靠出身而無真才實學，雍正帝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他自己也曾表明人事頻繁變動的原因：“事無一定，又不可拘執，有時似若好翻案，不知其中實有苦心，總欲歸於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屢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後頓異，蓋聯隨時轉移，叢求其當者，亦出乎不得已。”
雍正帝之所以這樣做，說明他十分重視用人對於鞏固皇權、治理國家的作用。他曾在鄂爾泰奏折上批道：“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這充分表明他將用人作為諸事之首。他還對諸王大臣說：“從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財、用人。朕思用人之關係，更在理財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財之不理，事之不辦乎？”雍正帝在做這些輿論宣傳的同時，對曆代用人成例提出了修正，並在實踐中加以實施。
雍正四年（1726年），雲貴總督鄂爾泰就任用滇黔官員之事向雍正帝建議說：“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弱短長。用違其才，雖能者亦難以自效，雖賢者亦或至誤公；用當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為，即小人亦每能濟事。因才、因地、因事、因時，必官無棄人，斯政無廢事。”雍正帝看罷奏折，十分讚賞鄂爾泰的見解，尤其強調“因才”的作用。雍正帝重視有才幹之人，但他並不怕這些人恃才傲物，難於駕馭。有些帝王喜歡用庸愚而聽話的人，認為這些人好駕馭。雍正帝卻不同，他表示，自己雖不高明，但這些人卻逃不出他的監視範圍，“何懼之有？”如果教之不聽，胡作非為，“有真憑實據時，處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礙乎？”敢於駕馭與製約有才幹的人，正說明雍正帝本人是用人的強者。
德操與才幹的關係是古今用人者的經常性話題。對此，雍正帝的態度很鮮明：希望有眾多的德才兼備之人，反對將那些雖安分厚道但碌碌無為的人提拔到重要崗位。他對鄂爾泰說過：“卿等封疆大臣，隻以留神用才為要，庸碌安分、潔己沽名之人，駕馭雖然省力，惟恐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