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賢與才的取舍上，雍正帝還有更深的考慮。自司馬昭給官員提出“清、慎、勤”三字要求之後，曆代統治者奉為座右銘，康熙帝也不例外。然而雍正帝卻提出異議，認為這不夠全麵。如在談到巡撫一職所應具備的素質時，他說：“巡撫一官，原極繁難，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謂勝任也。用人雖不求備，惟至督撫必須全才，方不有所貽誤，若無包羅通省之襟懷，統馭群僚之器量，即為不稱厥職。”他把清（廉潔自律）、慎（謹慎忠誠）、勤（勤於王事）隻是作為對高級官員的基本要求，而不是他滿意的標準。
署理湖廣提督嶽超龍在向雍正帝的謝恩折中表示“惟有益思正己率屬，砥礪官方，以仰報高厚之恩。”雍正帝批複時卻說，隻做到正己率屬還不夠，如果不知道訓練兵丁下屬，不會管理政務，不能除舊布新，那“不過自了一身而己，與木偶何異？曠職之愆，仍不能免”。可見雍正帝用人標準之鮮明，態度之堅決。
雍正二年（1724年），直隸巡撫李維鈞遇到一件棘手的人事難題。他在去吳橋縣（今屬河北）考察官吏時，發現該縣知縣常三樂“操守廉潔”，但“懦弱不振，難膺民社之寄”，擬將其改任不理民政的教職，並報吏部審批。吏部看了報告，認為既說常三樂“生性懦弱，必有廢弛實跡”，而李維鈞又不實指糾參，不予批準。李維鈞感到常三樂清廉，並無劣跡可議，於是進退兩難，隻好上奏雍正帝裁奪。雍正帝明確表示，這件事很好辦，就按“居官罷軟，殊屬溺職，相應參革”。於是，將常三樂調離了縣令職位。可見，有德無才的官員，在雍正帝這裏是很難得到重用的。
要以才技為用人標準，必然要衝破舊有程式。清朝在用人方麵，有資曆、出身等規定，以及滿、漢的區別。雍正帝雖然沒有明令廢除這些舊製，但在實行中卻根據需要加以變通。雍正元年（1723年），他對湖廣總督楊宗仁說：“如遇有為有守賢能官員，即特越格保題，以示獎勵。如此，則官吏勸而民心悅，地方有不改觀者乎？”二年（1724年），他要河南布政使田文鏡廣開思路，破格提拔有才幹者，將“素所深知者，密舉二三員來，以備選擢”，並說：“朕從來用人，不悉拘資格，即或階級懸殊，亦屬無妨。”七年（1729年），又命京官學士、侍郎以上，外官布政使、按察使以上，各密保一人，要求詳細說明該人可勝任督撫、藩臬之任的情況，特別強調“不必拘定滿、漢，亦不限定資格，即府縣等員，官階尚遠者，果有真知灼見，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準列於薦牘之內”。
為了貫徹才技與效能統一的原則，雍正帝不能容忍那些屍位素餐者。雍正元年，他在指示楊宗仁越格薦人的同時，也要求他考察所屬官員，將“貪婪酷劣及老病無能、向來苟且姑留之輩，盡數糾參”。他還果斷地罷斥了一大批不稱職、年老多病的官員。八年（1730年）大察時，僅直隸、奉天等七省，在被考察的各級官員中，評為“卓異”者二十八人，貪官一人，浮躁官十二人，年老官五十五人，不謹官三十六人，疲軟官十三人，有疾官二十六人，才力不及官三十四人。凡屬於年老多病，才力不及各官，或免職，或降職，或令休致。由此可知，凡在職而又不能勝任者，雍正帝絕不允許他們在那裏充數。
雍正帝任用官員不拘成例，曾引起不少的非議。有人說他“進人太驟，退人太速”，也有人說他處置官吏太多，過於苛刻。但雍正帝不以為然。他自己曾解釋說：“朕現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暫行一時，將來自仍歸於聖祖（指康熙帝）疇昔銓衡之成憲。朕緣目擊官常懈弛，吏治因循，專以積累為勞，坐廢灌磨之誌，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氣。俟威知奮勉，治行改觀時，自另有裁處之道。”總之，他在表明他所實行的用人政策是為了更正康熙時期積留的不良習氣，以振奮百官的精神，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這說明，雍正帝用人具有革新與務實的色彩，同時也證明他是一位有見識和魄力的政治家。
恪盡職守的尹繼善
尹繼善，清滿洲鑲黃旗人，章佳氏，字元長，號望山。雍正進士，曆任江蘇巡撫，江南河道、雲貴、川陝、江南等地總督。為世宗、高宗所倚任，後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