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批判“文化大革命”，綱領是《中國向何處去》。該文的價值是把此前人們認為水火不相容的社會主義與商品生產兩個概念結合起來了，提出了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商品生產秩序的設想。
第二次在收容所中，寫出了《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學說和我們的曆史使命》。該文寫於1984年元旦，是我國第一篇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視為一個理論體係，而非一句時髦政治口號的文章。文章除了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概念之外，還指出了我們這幾代人的曆史使命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第三次在監獄中的時間最長，研究成果也最大，完成了新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從而把智慧文明時代的生產方式置於了科學的基礎之上。
我讚成此次金融危機是世界經濟失衡的結果，把危機根源歸結為華爾街高管們的貪婪，是膚淺的。自利是任何人的本性。出路在於如何解決世界經濟平衡的問題。對我國來講，就是如何增加城鄉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大力發展能持續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民營經濟，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即極富與極窮的階層人數均十分少，中間社會階段龐大。果能如此，內需就上來了，許多社會問題也就解決了。
資本市場的發育對正在完成工業化的我國經濟講來固然十分重要。但這已是社會的熱點，不需我去特別關注。平反之後，我更關注的是“吸引和管理智慧能力”的智慧市場和智慧經濟企業模型。因為在智慧經濟時代，這是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有效率、更大規模的一種生產方式。對此，我在祝賀李開複“創新工場”開業的《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文中已作了粗淺的說明，可供你們參考。
南德試驗中由於我隻感覺到了有一種有別於目前主流生產方式的生產方式存在，但卻還沒有找到與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管理方式，所以無意中傷害了不少滿腔熱情投身南德事業的員工。這也是引發不少人批評南德管理混亂的原因。當時我已感覺到了以資本為中心生產方式管理的最高原則，即以人格化的資本——老板——為中心的原則，不可能適用於以智慧——人的創造性思維——為中心的生產方式，但又苦於找不到恰當的新的管理原則。一切都在試驗之中，不免對習慣於工業文明生產方式管理原則的員工產生了傷害，這是我至今引以為憾的。
南德在國內外還有幾十億元的資產可以收回，更重要的是在我已掌握的智慧經濟生產方式中，資本不是第一位的要素，所以這方麵不需要更多的幫助。
但是，我特別需要與更多的認可智慧經濟生產方式的朋友合作。1996年，當我第一次認識到了智慧經濟生產方式核裂變的威力時，興奮之餘貿然提出了《十年之內進入世界十強》的奮鬥目標。現在回想起來，不覺感到汗顏，就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探寶者突然闖進了聚寶窟一樣手腳無措。
我今天之所以對此反思，並非十年之內達不到十強的目標，但以我今天的認識，提出如此功利的淺薄目標，似乎仍然不免散發著不少民營企業家中一夜暴富之徒的粗俗。我平生最看不慣的是為富不仁、恃強淩弱和驕奢淫逸。
所以，在2005年7月寫的《南德智慧經濟試驗報告之二》中，我已把南德發現的這種效率極高、規模極大的全新生產方式與解決人類貧困的偉大目標聯係起來了。
最近，在規劃平反之後的新南德時，提出的口號是再幹一個20年，目標是幫助更多家庭擺脫貧困，幫助更多自信者成為成功的企業家。
愛因斯坦的名言：“人生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索取。”十年之內達到十強，總難免帶點賽富、索取的味道，格調太低了。
匆忙之中的獄中書簡，疏漏之處難免。
牟其中
牟其中，1941年生於四川萬縣，南德集團前董事長。一生入獄三次，第一次是在1975年，他因為一篇《中國往何處去》的長文，被打成了反革命，4年後平反；第二次是在1983年，他在重慶做了一萬個仿製的“555”牌座鍾，再倒賣到上海去，被政府以投機倒把罪收押，關了一年多；第三次是在1999年，他因涉嫌信用證詐騙罪被刑事拘留，並於2000年5月30日被判處無期徒刑（後改為18年有期徒刑）。
牟其中是個傳奇人物，曾經當過“首富”，也曾經被人稱作“首騙”。他300元錢起家，辦了三件大事：飛機易貨、衛星發射、開發滿洲裏。其中，用輕工產品從蘇聯換回4架圖-154民航客機的跨國生意，使他一夜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