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顧雛軍的火爆脾氣，也讓他常常陷入了與周圍人的對立之中。他的下屬回憶，顧雛軍在科龍“想罵就罵，想吼就吼”；而對學者和媒體的每一次責難，他總是跳出來大罵一通；對郎鹹平的質疑，更是大罵他“狗屁不懂”，並毫不留情地把郎鹹平告上了法庭……
經商與做人一樣道理相通，“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對於正在走上坡路的顧雛軍來說，也許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但是一旦他遇到危機，對他不滿的人難保不會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會做事，企業可能做大；會做人，企業才能做久。
固執的顧雛軍一直沒有放棄爭取屬於自己的發言權，這封“控訴”加“鳴冤”的信也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顧雛軍的“鳴冤”行為使很多人認為此案背後有更複雜、更深層次的因素，而外界輿論也不時有同情顧雛軍等人的聲音出來。
然而，顧雛軍的信也暴露出他一貫的偏執，對自己做的錯事不是反思懺悔，而是固執己見，完全否認自己的錯誤，完全不願承擔自己的一份責任，這其實失去了一個優秀企業家應該有的理智和道德準則。
出獄後的顧雛軍沒有收斂昔日的棱角，他高調喊冤引來無數人的猜測和注目，顧雛軍的未來，依然撲朔迷離。
白益民點評：顧雛軍是“資本大盜”還是“落難英雄”？
真是難以明白，聰明如顧雛軍者為什麼想不透一些簡單的道理？他即使愁白了一頭狂發仍然脾氣倔強如鐵，寧肯自己鏽死在一個地方也不願意擰過勁來重覓“活路”！
在中國這個特定的轉型時期，“原罪”幾乎是企業家們如影隨形的“噩夢”，大家都在垂首斂尾地小心做人行事，唯獨他毛發戟指，對任何質疑他“純淨企業家”身份的人暴怒如雷。真沒有一點毛病？作為一個中國的企業家，顧雛軍讓人難以置信地摒棄了應有的理智與機警，惹來千夫所指、眾怒鼎沸，法網恢恢疏而不漏豈能查不出你絲毫的“破綻”所在？
短短幾年時間內，顧雛軍把自己數次拋向“被告席”：第一次是在2001年年底，媒體“指控”他為“騙子”，把他此生引以為傲的“顧氏循環理論”批得一無是處。但他沒有選擇閃避，還是不屑一顧地回擊道：“沒人可以說三道四。”第二次是在2004年秋，經濟學家郎鹹平“指控”他“侵吞國有資產”，並以“安營紮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洗個大澡”、“相貌逼人”、“借雞生蛋”等評語對他的收購行為進行了生動而詳盡的解剖。同樣被指責“侵吞國有資產”的張瑞敏、李東生、倪潤峰等人深諳“沉默是金”的道理，但麵對種種非議，顧雛軍覺得不可思議：“我做企業，關卿何事？”所言所行大有“向我開炮”的勇猛無畏；而2005年5月10日，科龍電器因涉嫌違反證券法規被證監會立案調查，費盡氣力的顧雛軍難以力挽狂瀾，並最終被捕入獄。
顧雛軍走上“被告席”，可以說是咎由自取，也可能是像他自己所說中了“暗箭”，甚至有人指出，他不過是一個“替罪羊”。這也是顧雛軍認為自己“冤枉”的主要原因。他曾反複辯稱，當初他辦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門的“特許”。
但更多的恐怕是眾怒難犯——我們這個時代沉澱下來太多的難題，讓人理不清、剪不斷。但這個時代需要繼續輕裝前行，這就必須要有具體的人或事來承擔曆史的重負、沉屙和積怨。
但是，如果我們把顧雛軍的“倒下”簡單地看成是他個人的失敗，那將會是我們這個時代巨大的悲劇。顧雛軍到底是“資本大盜”還是“落難英雄”？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或許更應該追問：到底還有誰，本來是應該站在“被告席”上接受質疑的？
哪些責任是需要顧雛軍來背負的？哪些責任是需要某些主管部門來背負的？哪些責任是需要製度來背負的？厘清這些的確很難，也極需勇氣、耐性和毅力，但卻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一個時代方可從混沌走向清明、從無序走向有序。
2012年9月6日，顧雛軍減刑出獄。然而他毫不消停，僅僅一周之後，他就舉行了記者見麵會，打出了一套喊冤、爆料的組合拳。但是真相就像老照片一樣，放得越久越模糊了，正如顧雛軍的前途一樣，籠罩在霧中。當年“不聽話”的顧雛軍迎著“鋒芒”而上，曾讓人惋惜不已。如今，“生還病死兩茫茫”的顧雛軍還在“申冤”的路上，則更讓人唏噓。
點評人：白益民財經作家、中國資深產業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經濟學會理事、CCTV經濟頻道專家顧問、《環球財經》雜誌編委。著有《瞄準日本財團》、《三井帝國在行動》、《三井帝國啟示錄》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