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華的話引起了風的思索。日本是從二戰的廢墟上發展起來的，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又成為了經濟強國，探究其最根本的原因是與他的民族性分不開的。在抗戰電影中，人們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殘忍，這種滅絕人性的殘忍也顯出了他們對於天皇和民族的忠誠。一個國土麵積不大、資源匱乏的國家如果沒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是不可能成為強國的。假如二戰中的日本不是把戰線拉得過長，不是整天做著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不去招惹美國，而是集中力量侵略中國，恐怕中國的抗日戰爭會打得更加殘酷，時間會更加漫長。姥爺曾經說過，在戰場上很難捉到日軍俘虜，日本軍人作戰頑強、極具團隊意識寧肯戰死也不當俘虜。
慶華沉默了一會兒接著說：“小風，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小時候，我們常遇到這樣的事情：當我們手裏有一塊糖的時候，身強力壯的嘴饞孩子注定會伸手朝我們要糖，如果我們不給，這些孩子往往把我們暴打一頓，之後把糖搶走。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大體上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哭著理論，人家沒招惹你，你幹嗎搶我的糖還打人？而打人的孩子根本不在乎我們的理論，早把搶到手的糖含在嘴裏了；另一種選擇是我們被打後不哭也不鬧，抄起家夥就跟他拚命。大體上嘴再饞的孩子也不會為了一塊糖而弄得頭破血流，會乖乖地把糖還給我們。反過來，當身強力壯的孩子手裏有糖的時候，我們根本不會動伸手要糖的念頭，如果我們朝他要糖，輕則會遭到一通羞辱，重則仍會遭到一頓毒打，絕難達成所願。強者手中的財富是財富，弱者手中的財富是禍水。晚清時代的中國就是一個有糖的弱小孩子，糖被搶以後沒有選擇反抗而是選擇了哭訴，致使這種情況越演越烈，割地賠款、大屠殺充斥著近現代史。我大大爺曾經說過，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很多百姓在屠刀下並非堅貞不屈、視死如歸，而是跪地求饒，磕頭作揖求鬼子不要殺他，最終仍逃脫不了身首異處的命運。侵略者殺人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一個叫田間的作者於抗日戰爭期間寫過一首小詩：假如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看，這是奴隸!’一語道破了利害關係。假如中國人都團結起來一直對外；假如中國沒有成千上萬的漢奸；假如千萬亡靈皆戰死在沙場上，就算當時的日本再強大十倍也絕非中國的對手。日本民族是一個尊重強者的民族，在日本一個有建樹的人會受到周圍人的尊重，成為普通日本人的榜樣；在中國一個人有建樹後，接踵而來的往往是嫉妒、誹謗，正應驗了那句話——‘出頭的椽子先爛’，這種現象確實值得我們深思。我有過切身的感受：在日本我是中國人，遭受很多的歧視、汙蔑；在中國我卻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人，總會享受一些莫名其妙的禮遇，甚至有一些女孩子主動討好我。我要身高沒身高，要長相沒長相，哪來的魅力？那些討好我的女孩子無非想借我這塊跳板跳到經濟發達的日本去。這些人聽到我畢業後準備留在中國的話語後，均是目瞪口呆，對我也沒了興趣，在他們心裏我是頭號大傻瓜。”
“慶華你說得非常的對！我們不會搶別人手中的糖果，也絕不能讓別人搶走我們手中的糖果，麵對百年屈辱的曆史，我們確實應該好好反思一下。有著五千年文明曆史的中國其文化底蘊無疑是豐厚的，誰也不能否認中華民族——這個古老的東方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中華民族為人類進步做出了卓越貢獻，中國曾一度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伴隨西方工業革命的到來，中國——這個天朝上幫沒落了，成為西方列強宰割的對象。泱泱大國淪落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中華民族成為列強眼裏的劣等民族，中國人是任人欺淩的‘東亞病夫’。用辨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解釋：近代中國的淪落是因為中國的封建社會製度比列強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落後。封建社會是官本位的社會，權力最終集中在君主手中，君主強悍聖明，吏治就相對清明，國家也就強大；反之則吏治腐敗、民不聊生、戰亂四起，直至被新的王朝取代。如果不推翻封建社會製度，那麼永遠逃不出這個怪圈。當中國還在封建社會裏演義著興衰更替的時候，諸如英、法、美等國相繼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走上了強國之路。這些國家用槍炮打開了孱弱中國的大門，燒殺搶掠，犯下了滔天罪行，給我們的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新中國成立以後，雖然跳出了封建製度更迭的怪圈兒，但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很多問題並沒有解決，比如說教育問題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