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申報》的研究，既可以歸為個案研究，也可以看作區域研究的一部分。總的來說，《申報》研究主要包括報紙自身的發展研究、報紙與社會的研究以及報紙上社會呈現的研究。其已經突破了載體層麵的研究，擴散到了其承載的內容、文化層麵問題的研究，開始透析這些層麵受到媒介形態的製約和推動所產生的變化。
從建國以來所有研究《申報》的論文來分析，可以發現重點已經集中在《申報》這個媒介與近代社會演變之關係以及對於社會的展示上，比如政治輿論建設、重要時期的思想傾向和文化引導等。不管是愛國主義思想的傳遞，女性形象構建和女性地位的提升，還是消費社會的形成與生活方式的轉變分析，都加入了不同學科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定量與定性分析，文本透視已經不再局限於新聞史本身，而是用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研究路徑來觀察新聞史的一個演變過程，展現社會全貌。
《申報》本身包含了新聞史研究的諸多要素，比如名記者，比如副刊定位、經營理念、不同階段的發展變化，同時又包含其他學科研究的素材，比如廣告、裝幀編排藝術、曆史事件，這些都說明了新聞史研究可以尋求的視角和采用的方法，其中尤為突出的是社會學理論和人文思想的滲透。
不管曆史的發展進程是線性的還是循環往複的，重要的一點是通過曆史來關照社會，研究社會曆程以及對當今的意義。在對《申報》的不同視角的研究當中，媒介的社會屬性被不斷深入展示。但也出現了一點偏向，我們開始過分關注學科之外的方式而忽略了自身理論的視角。在十年的《申報》研究中，關於新聞理論視角的論文少之又少，這同時在提醒我們，采用不同研究視角本身是為學科發展服務的，如果將學科的顯著性抹殺，那麼所有史學的研究就成為一種形式，一種啟示。
結語
正如當代英國知名史學家查弗裏·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說，曆史學家向社會科學去尋找新見解和新觀點的根本原因是對曆史主義及其立場和觀點的強烈反動，那麼，曆史學家首先應當麵向人類學和社會學去尋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會科學中，社會學和人類學在觀點上與曆史學最為接近。”新聞媒介作為承載社會曆史的一個重要載體，自身所富含的史學意義、社會人文意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對於新聞史的研究突破已有範式，采用不同的研究視域是獲得新進展的必要路徑。
新聞史作為史學的一個分支，其研究路徑受其影響和製約，其中跨學科的視角的提出，已經成為新聞史關照社會提供新的研究利器，學科觀念與學科研究方法上的跨越重點還是落腳於采用怎樣的視角來擴大新聞史的意義，這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采用不同領域的方法對其進行更深層次的剖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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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王琽琽，安徽廣播影視職業技術學院；徐霞，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