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80年代之後，方漢奇“用‘亦捧亦罵’來描述《大公報》與行政當局的關係”④，才開始扭轉革命範式下的一邊倒評價。這時候，現代化範式開始出現，史學開始以世界為主題構建中國近代史，將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稱為一個從封閉、傳統和落後的社會，一步步走向文明、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在新聞史的研究中，加入了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的觀念，將新聞史的發展放到了整個社會當中，開始關注民營報刊和報人以及當時的社會。
21世紀初，“曆史證明《大公報》是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它“堅持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方向，與時代共進”⑤。民族國家範式出現並開始在研究中滲透，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從“文化國家”到“民族國家”的轉型曆史。新聞史研究在這一範式的主導下，其核心思路變為追尋國民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過程，突出的是認同感，強調的是經由媒介而建構的心理意象和感情認同。
在這些範式的演變中，出現變化的是研究視角，就像史學研究開始關注文化史、社會史一樣，新聞史也開始走出作為政黨喉舌的政治視域，融入了經濟發展、社會文化的視角，這是一種視域融合的過程，同時也是多學科方式滲入的過程。
就像波蘭著名曆史學家波托爾斯基所說的：“社會學側重於現實世界，而史學則側重於以往的曆史過程在現代史學中，企圖在理論結構和解釋上把史學與社會學分離開來，是不可能的。”⑥
新聞史也不例外。在新聞史的研究中，要將新聞傳播視為社會運動的一個有機環節，既關注新聞本體的內在關係，更探究新聞與社會的外在關聯，如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社會生活、風俗習慣、時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聞談新聞，就媒體談媒體，就人物談人物。體現為三個融合，一是新聞與社會的融合，二是理論與曆史的融合，三是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融合。將新聞傳播與社會生活打通，從新聞解讀社會，從社會透視新聞；將新聞理論與新聞曆史打通，曆史滲透理論，理論立足曆史；將新聞學與傳播學打通，以兼容新聞與傳播的視角，透視新聞傳播的紛繁圖景，追索其脈絡，描繪其狀貌，解析其意義，探究其規律。
三、《申報》研究及史學跨學科視角
以上提到研究範式變遷，表現最顯著的一個特征就是跨學科對話，也就是“跨學科的史學研究”。“跨學科”一詞最早出現於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紐約，其最初含義大致相當於“合作研究”，而在我國最早采用的是“交叉學科”的概念。伴隨著技術的融合以及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相互滲透，科學成為一項綜合性事業，方法、路徑多元化的需求，迅速推進了跨學科研究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跨學科研究隨著史學危機論的提出而興起並漸成思潮，到20世紀末達到了一個頂峰。這種在研究具體的曆史對象時吸收、借鑒相關的其他學科的知識、理論和方法，獲取新的視角，拓展新的思路，以開闊視野，深化理解的方法在新聞史的研究中，也已經廣泛使用。
在中國近代報業發展中，存在最久、影響範圍最廣的當屬《申報》，她經曆了中國近代史上最豐富的一個時期，在78年中，《申報》曆經了清朝同治、光緒和宣統三個朝代，又經曆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各個曆史階段，記錄了晚清以來中國曲折複雜的發展曆程，被人稱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百科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