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的成因及動力機製
傳媒e時代
作者：盤敏
【摘要】當前，我國網絡群體極化現象日趨顯著，它影響政府決策、司法公正、社會文化風氣及社會治理，成為社會深度轉型期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深度轉型期的社會文化根源、高度發達的網絡傳播技術動因及網絡群體心理規製下的受眾心理淵源，是網絡群體極化現象形成的主要原因及動力機製，需要深入分析，以尋求應對之策。
【關鍵詞】網絡群體極化動力機製
近年來，原來存在於現實社會中的群體極化現象，日益向網絡空間蔓延，甚至有的網絡群體極化現象以網絡空間為推進器，加速現實空間的群體極化事件，影響政府決策、司法公正與社會穩定，不容忽視，亟待研究。關於網絡群體極化現象形成的原因與動力機製，可以從社會文化根源、傳播技術動因和受眾心理等三個主要方麵進行分析。
一、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的社會文化根源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我國工業化、現代化及城市化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我國社會正由傳統社會加速向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深度轉型，社會與經濟結構不斷調整，“涉及到大量的利益的調整，期間難免會帶來局部社會成員或集團、群體利益的損失，從而引發社會的普遍關注”。①
一方麵，社會轉型不可避免地導致一些改革進程中的社會矛盾，如社會結構加速變遷，社會流動加快，社會階層顯著分化，貧富兩極分化加速，社會財富不斷向少數階層和少數人集中，基尼係數超過某些西方發達國家，龐大的社會底層群體的被剝奪感加劇，加深了社會底層的仇富心理。同時，由於由於一些地方保護主義、集團或群體保護主義、政府管理能力等因素影響，一些地方政府信息公開不暢、公信力缺失，官民關係有待改善，社會整合能力下降，更加劇了社會轉型矛盾不斷積累，比如貪腐問題、住房問題、社保問題、就業問題、物價問題等事關社會公平的結構性問題，長期牽動著社會的敏感神經。在這種社會環境下，若有關於貪汙腐敗、官二代、富二代的敏感性或突發性事件的刺激，極易引起群體極化現象。在當今媒介化社會傳播環境下，現實中的群體極化事件，往往會快速擴散到網絡上，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大規模的網絡群體極化事件。
另一方麵，社會文化逐漸產生了世俗化轉向。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方略的實施，在經濟上，市場經濟體製逐步確立與完善；在文化上，由於市場經濟的強大作用，作為商品的大眾文化以裂變的速度，由理論研究、域外借鑒成為公眾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同原有的主導文化、精英文化一起建構目前我國的文化生態環境。我國社會文化逐漸完成了由泛政治化與倫理化到市場化與世俗化的文化轉型。大眾文化，由現代文化工業批量生產，並借助鑲嵌入日新月異的傳播技術、具有強大傳播能力的大眾傳媒傳播，滿足了大眾的認同、建構與娛樂消費，大大豐富了大眾的文化生活。但同時，大眾文化是一種資本主導的商品文化，以資本利潤最大化為終極目標，是偽平民性文化，采用解構權威、去除中心、惡搞崇高、突破底線的生產策略，獻媚大眾、操控大眾，生產大眾傳媒的注意力，成為推銷商品的注意力媒介資源；或者通過新聞作品、影視與遊戲等娛樂作品，直接、間接地宣揚拜金主義、物質主義的生活方式，不斷生產與推高大眾的符號式的物質享樂需要，以推銷高附加值的奢侈品或文化商品。資本主導的大眾文化深度介入大眾文化生活，導致了社會文化價值觀多元化裂變，使大眾對現實生活現狀和生活質量不斷產生貧乏感，現實中的日益增大的貧富兩極分化，通過以大眾傳媒為媒介的大眾文化的建構與傳播，更進一步地在社會心理上以超真實的方式放大和強化，一旦有關於特權、錢權交易、錢色交易等想象空間的負麵新聞信息出現，就會在網絡上超常規、傳染式快速傳播，成為網絡群體極化事件，甚至曠日持久。比如，2013年長時間觸動大眾神經的李某某涉嫌輪奸案、張藝謀超生事件，就是比較典型的網絡群體極化事件。
二、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的傳播技術動因
近年來，網絡群體極化的發生頻率日益提高、強度日益增大，成為影響社會環境的顯著因素，在這種因素的影響下，政府信息公開、網絡問政、微博問政逐漸成為公共管理的必然選項，這是與新世紀初期以來、尤其是近年來日新月異的網絡傳播技術進步密不可分的。從傳播技術來看，網絡匿名傳播、高度交互性與即時性傳播、自媒體傳播、網絡監管等傳播技術問題，成為了網絡群體極化的傳播技術動因。
首先，是匿名傳播問題。由於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傳統社會文化的內斂性，以及社會身份與地位、個人利益等現實因素的考慮，我國公眾一般在現實公共空間的表達趨於保守，個性化、激烈的言論缺乏產生和傳播的輿論場域。因此，現實空間發生群體極化的頻率、強度和範圍都是有限的和可控的。但是，“出於保障隱私的考慮，互聯網自建設之初，就沒有設定有效的身份鑒別功能……它遮蔽了現實世界中彰顯人們身份特征的識別標誌，隻用一個數碼來表明身份。”②網絡傳播的匿名性，使現實的空間置換成了無限的虛擬的空間，觀點的生產者、信息的傳播者、信息與觀點的評論者，都隱去了現實社會身份，解除了利益顧慮和現實限製。網絡的匿名性，使網民脫下現實的麵具，失去現實的束縛，趨向於不接受社會規範、法律或道德及習俗的約束，造成社會責任與道德責任的真空，“它（網絡的匿名性）誘發和促使一種本我得以釋放，尤其是人性中醜惡部分，如對混亂和非秩序的一種狂熱等，造成了網民行為規範和失範交織的‘雙重人格’。”③因此，網絡的匿名傳播，導致網民基於自身利益、對現實不滿、甚至惡搞的虛無目的，發表狂熱的、謾罵的、粗俗的以及不負責任的言論，以聳人聽聞、嘩眾取寵的炒作手段吸引受眾眼球，製造網絡輿論，導致網絡群體極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