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華語電影範圍內，香港電影業最早把監製體製運用得爐火純青，比如任職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香港電影導演會永遠榮譽會長、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吳思遠先生，從加盟邵氏，轉投明星，再到創辦富國影片公司，在香港電影的輝煌曆史上留下《蕩寇灘》等經典佳作，而他的德高望重絕不僅在於導演或者老板身份下的成就。自上世紀70年代末，吳思遠就成為香港電影界最負聲望“專事影片監製”的電影人。
因此他自己也如此玩笑自己的工作：“專業監製人”，而所謂“專業”要做到什麼份上呢，拋開藝術層麵的把關、貢獻，甚至在香港能對付黑社會，在內地要敢麵對電影局。“比如拍《黃飛鴻》的時候，我從日本一回香港，怎麼戲停了？才知是李連傑被黑社會搶去了。戲就拍到一半，我是監製，那就要去談，曲曲折折動腦筋，才終於放人。而拍《宋家皇朝》的時候，審查是個非常大的問題，大陸這邊的官方覺得蔣介石的形象太好了，那我要去跟他們講，甚至拍桌子吵架。我翻書找來大量史料和他們說蔣介石根本就是個很廉潔的人，他對自己要求很高，而我們要尊重曆史，尊重事實，雖然最終還是有一部分損失——比如宋美齡到西安救丈夫的戲，鄔君梅演得非常好，她手裏拿著個煙，表麵非常鎮定，但是手在暗暗發抖，是精彩的一段，最後並沒能保住，因為電影裏談判的時候是周恩來在現場，電影局覺得不可以——但是除去這麼一場戲的意外，《宋家皇朝》實現了張婉婷的藝術追求，非常不易。所以，華語電影是非常需要監製的，尤其是在一個廣泛合作共謀發展的前提下，監製的製度能最有效地把各方的智慧黏合在一起。”
分級
當然也有一些問題，桌子拍了一年又一年，甚至在大會最終的呼籲書上已經有些不便提起，但也並不代表導演們已經放棄了努力，比如“分級”就是諸如此類問題的代表。
吳思遠導演告訴本刊，從19年前的第一次三地研討會，導演們就把分級的訴求提上桌麵，一致認為分級製度既能保障成年人看電影的多元，也能保障青少年看電影的不受傷害，幾乎所有導演都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以前有很高位的領導這麼駁斥大家，分什麼級啊，你們想拍黃色電影嗎？他們將分級和拍黃色片對等起來，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並不是說不分級電影就一定純潔，甚至說電影市場越繁榮，越有這個體製欠缺，造成的問題就越暴露出來。比如今年異常紅火的賀歲檔期，《非誠勿擾2》那中間一大段死亡的東西，對小孩子絕對是不合適的。《讓子彈飛》裏也有很多不應該被小孩子接觸的內容，什麼同床不入身，什麼血淋淋地剖腹取涼粉，大人來看當然一笑置之，但完全放任流通，其實是掩耳盜鈴。”
相對於吳思遠導演的儒雅措辭，言語犀利的何平導演直截了當提出了自己的質疑：“這個問題確實老生常談又不能不談。每個導演心裏都清楚，眼下中國電影的最大考驗就是即將麵對的對好萊塢的全麵開放。國產電影的創作環境急需自由和多元，而如今官方給的解釋還是在中國電影分級不符合中國國情。我個人的理解是：分級、立法了以後，實際上管理比現在要複雜，而監管部門對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是不自信的，因為這其中直接涉及了管理水平、工作效率等問題，而不是分級本身的問題。我們希望當局拿出提倡環境保護的熱情，用來建設精神環保，比如在環境保護方麵，如今已經充分證明了我們的執政能力，比如全國各地因地製宜的垃圾分類，比如限製柴油車不能上牌照，或者出門要自帶購物袋，這都非常好。那麼在精神環保上，我們也應該做到位，我們強調法治社會，但全世界的電影都是有法律的，唯獨中國電影沒有立法。在一個如此重要的文化產業裏沒有立法，這是說不通的。”
但也不能說這一回老生常談得絲毫不見進展。“我們確實是沒有辦法突破政策，但今年就有的導演提出來，如果你政府沒有分級，導演內部可以給自己一個非官方的自律。比如，當我知道我電影裏有一些血腥，不適合小朋友看的地方，那麼可以自己提出來，比如建議該電影14歲以下的小孩看必須由父母陪同觀看等等。實際上，這代表的是導演自身的負責任態度。”劉義偉導演如是告訴本刊。
（感謝實習生方婷，王璐幫助整理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