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隨著整個好萊塢產業的膨脹，明星個人含金量的激增，他們越來越不滿足於完全失去選擇權的被動地位，更願意簽訂自由度更大的單片合同，於是明星培養、製造和管理功能由獨立的個人或者專門性公司承擔，這些變革導致了明星經紀人的出現，創新藝人經紀公司（Creative Artists Agency）、威廉姆－莫裏斯公司（Wlliam Morris Agency）等大的經紀公司迅速崛起，成為好萊塢的新興權貴，也成為權力中心之一，至此好萊塢的明星機製真正成熟，並且這樣的製度延續至今。
然而，在中國電影高歌猛進的大環境下，在全部的話題繞不開“產業”二字的前提之下，導演們的集體共識恰恰是，對於中國電影而言，剛剛興起的經紀公司製度正在嚴重地阻滯電影產業的良性發展。
媒體座談會上，導演們齊力澄清這樣的事實：“看上去我們和明星們動怒，但是我們說的有些東西實際上跟明星沒關係，現在大部分情況是那些有一點點名氣，成功了之後的演員，就被經紀人控製了。這本來也是這些年整個行業向好萊塢學習的一部分，但明顯東施效顰出了問題。眼下國內演員經紀製度，不僅對演員的發展沒好處，甚至妨礙創作。真正良性的業內生態應該是演員能跟導演成為朋友，這不是人情社會的問題，因為即便是好萊塢，也有很多導演和演員私交親密，在平等的良性的人際關係下，甚至能有很多最一線最大牌的好萊塢明星，不僅去接那些商業大片，也能出現在多種多樣的中等甚至小成本藝術嚐試中，帶動電影多樣性的形成。但現在情況是，我們本來跟演員是很好的朋友，但演員怕狗仔隊，怕媒體，怕社會輿論，電話老是放在經紀人那兒，經紀人的權力變得無邊，並且他們對事物的判斷基本上停留在‘名利’兩個維度上，因此阻擋很多演員的發展。至今普遍的問題就是，過去沒有經紀公司的時候，我們每年推出的新演員成功的比現在多很多，而現在除了那些說得上話的‘老人’，我們基本上找不到可以聊天的中層演員，也就是所謂的明星們。”
同樣的經紀人製度，在好萊塢能成為產業發展，明星價值開發的利器，緣何至眼下蓬勃的中國電影產業中，反而成為桎梏？何平這樣認為：“症結所在是內地經紀人平均素質極差。不是說不需要經紀公司，這個市場發展至此，經紀人製度是大勢所趨，並且我們眼看相當一部分娛樂公司已經成為上市公司，一個新興的產業嶄露頭角，就需要與之配套的行業規範。至今國內的經紀公司究竟該由哪個部門管理，尚不清楚，所以我們呼籲，至少需要有個上崗資質，將經紀人的文化水平、知識水平、禮儀素質限定在一個範圍內。全社會都知道如今明星經紀人是肥差，而類似的‘肥差’，比如律師證是很難考的，注冊會計師的證也是很難拿的，然而很多經紀人就是明星助理出身，了解明星的習慣，有點感情，從助理發展成姐妹，從姐妹發展成經紀人，但是她們視野有限，對於導演、劇本沒有判斷能力，卻擋在導演與演員中間。這對演員事業的成長沒什麼好處。比如我與演員要談合作，就要先招呼好經紀人，即便終於和演員坐在一起，周圍還是坐了一圈助理經紀人聽著，甚至常常是最後也找不到演員，隻能找到經紀人。結果就使雙向選擇越來越窄，並且從談劇本開始，劇組負擔一個演員的開銷就得乘以7或者8的，前呼後擁的是經紀人、助理、隨從。這似乎是在證明明星價值的形成，但實際上，以如今中國電影的製作回收現狀，花一半以上的錢去支付演員及其相關費用，會讓很多願意拿出精力、資源把電影品質打磨提高的導演心痛不已的。”
監製
和“明星問題”一樣成為導演們“共同呼籲”內容之一的還有關於“監製製度的確立”。這點馮小剛導演覺得自己的感觸頗深，他用“至關重要”，向本刊記者形容監製對於一部電影成敗的影響：“比如陳國富給我的電影做監製，幹的是實打實的事兒，他對劇本提很具體的意見，絕不是‘主題有點弱，衝突不夠尖銳’之類的空話，一頁一頁批注得密密麻麻。從選擇演員，甚至到了剪輯時，不僅時時溝通，甚至必要時代勞。有時候我舍不得剪，但還是聽他的，因為信任，他知道我心疼哪兒，也知道發行方重視哪兒。而且他特別能包容，對於文藝片、商業片沒有偏見，所以從幫著導演弄劇本、搭結構、找合適的演員，到整個影片的完成，我覺得有一個並肩的戰友。”
但無論在《唐山大地震》裏，還是在《非誠勿擾2》裏，馮小剛坦言自己都犯愁同一件事：如何給陳國富一個放名字的地方。“注意看字幕內容的觀眾可能都有印象，似乎我的電影不缺監製，甚至監製過盛，能有十幾個名字打在那裏。實話說，裏頭好些人我見也沒有見過，是作為出品方掛的虛名。於是陳國富的名字怎麼擺能把我愁壞了，弄一個執行監製吧，本來那點可憐的報酬已經和勞力費心不成比例，怎能變本加厲要降職使用呢？想破了腦袋想出來一個總監製的頭銜給放在銀幕上，畢竟相比那些露露臉就拿走投資大頭的明星，一個和我一起槍林彈雨，體貼入微地貢獻了自己數月甚至數年時間智慧的戰友，連個名分都給不妥帖是說不通的。”
侯孝賢導演則把監製製度的提出，看做是對於一個脆弱工業體係內完成電影產業化突破，最便捷和有效的補救方式。他告訴本刊記者：“什麼叫電影工業啊，就像是李安每每回來說起的那樣，在好萊塢，比如他拍《製造伍德斯托克》時，臨時想要一張桌子上麵爬滿蒼蠅，但是蒼蠅不能飛，要趴在桌子上，人家就能迅速辦到。他們的道具公司立刻用顯微鏡下的小剪子把蒼蠅翅膀都剪掉一點。這就是工業，更別提什麼Casting（演員）之類的事情。別以為選演員是很容易的事情，搞錯了就毀了，想保險，就是需要百分百的專業，對於電影這是個保障。而這也恰恰是華語電影體係的最大問題所在，就像是李安說的，回來拍《色·戒》找一張像樣的桌子都不容易。那麼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說要有監製，等於說要有體係來幫助導演。事實上監製是非常難的，監製一定是導演出身，有豐富的經驗，有判斷力，而且人格很健全，誠心在幫，因為導演都是很敏感的，所以要根據導演的特性來說服他。尤其在三地合拍的項目上，那這個監製的意義就更重大了，更是幫助導演跨越了文化地域的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