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老舍先生有感情，一直都很景仰他。這次上級給我這任務，正好是他的作品，我覺得還能接，就不自量力地做了這事兒。
三聯生活周刊：你怎麼看老舍的這部小說？
田沁鑫：老舍先生是按照抗日戰爭侵略史來寫的，按時間順序，挺有布局的。
因為當時老舍先生不在北平，他是憑想象寫的。他想象中的北平有一點荒誕，裏麵的人物都很戲劇化。
老舍先生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平民作家。在大家眼裏，老舍先生通過家長裏短，單純講人物命運。我覺得不是。他的家國情懷特別大。
三聯生活周刊：怎麼理解老舍的這個“家國情懷”？
田沁鑫：老舍先生寫到的人物，像祁家老三瑞全，他的激進絕對是受五四運動影響。中國是個有家才有國的國家，傳統上就是這麼樣的倫理道德。有家有國，家和萬事興。“五四”新精神是反的。所以那孩子能說句“咱媽身體不好，幫我多照顧”，然後砰地磕一頭就走了。
而要家不要國的老大瑞宣想的是：我得盡孝，當亡國奴。
他還錯綜複雜地寫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典型——錢詩人。小胡同，大國家。胡同裏最有學問的就是錢詩人。這是個一頂一的知識分子，是老舍先生的一個理想，有脊梁骨的詩人。他開始就說：北平是樹，我是樹上的花，北平丟了，我也就沒什麼活著的必要了。
所以我想，老舍先生這部作品為什麼沒叫《八年抗戰》，叫《四世同堂》？他對中國文化是有考量的，是有困惑和思索的。他就是思索到這兒了，至於怎麼解決，他也沒有答案。
他自己也就是動蕩中的一個人，可寫出了中華文化從根脈上傳下來的這種可靠性，你把它連根拔起也沒用——就是要過八十大壽，就是要過四世同堂，那是老百姓應該有的日子。
三聯生活周刊：老舍筆下的那些北京人現在還有嗎？
田沁鑫：老舍先生筆下的所有人物都帶著金屬音兒，能從北京篤實的城牆裏麵站出來，每一個人都特別有質感，比現在的北京人活得不犬儒。這些人都挺棒的，從頭到尾八年裏頭，誰都沒變過，不猶疑。
所以我理解老舍先生為什麼投太平湖。他真的不猶疑。他骨子裏挺橫的。
我這次和老舍先生合作，對這個作家肅然起敬。
我身邊生活裏很少看到不猶疑的這種人，把一件事做到底。現在的北京人不太靈。
三聯生活周刊：老舍的這部書裏，為什麼最沒光彩的瑞宣是主角？
田沁鑫：原來我不懂瑞宣為什麼是主角，一個木不拉嘰的人，沒決斷力和行動力，要國又不走，要家又老別別扭扭，老婆又不懂他，跟韻梅也沒啥感情，就是傻好傻好的。我覺得這是老舍先生的一點人生滋味。
老婆韻梅說：“你要是走了，我們可真是沒法活了，一家老小找誰去。”所以瑞宣說：我就是一窩囊廢，我不走，我也就說說，我不說就憋死了。這個人不能走，隻能默默地堅持著。但這種默默的堅持構成了一種力量。他痛恨日本人，但也不能去行動。當日本人來的時候，他也不會跟日本人走。死磨硬泡把日本人磨走就完了。
老舍先生真是一個大作家，他抓住了華夏民族的主體精神：沉默的大多數，麵貌模糊的中間派。
三聯生活周刊：沉默，柔軟，有良心，缺乏勇氣。什麼都有。
田沁鑫：所以，瑞宣隻能是主角了。老百姓都是瑞宣。
三聯生活周刊：老舍的洞察力跨越了時代，他寫到了人性的根本。
田沁鑫：亂世之中，聞風而動的都是時代的佼佼者。
盧溝橋事變一聲炮響，打亂了所有人的寧靜。在家家閉戶的時候，有個叫冠曉荷的，冒著槍林彈雨去跑官了。亂世跑官一開場，一個極其投機者的麵貌就出現了。
曆史及當下，可能會以不同麵貌出現，會遭遇很多不同的事件，但人性的呈現都是一致的。
現在也一樣。聞風而動的一些人，都是很聰慧的。在這些聰慧的人裏，就有極其投機的。你不敢跑我敢跑，誰讓你沒跑呢。你愛麵子，可我是流氓我怕誰。
那些極其投機的人，會讓同時代裏麵那些麵貌模糊的、中間的、中庸的中國人不明白。老百姓不明白這些人怎麼活這麼好。
在不明白裏，老百姓還得堅持點什麼。可活得活這麼差，就剩下堅持本身了。
我覺得這和當下特別貼切。你剛才問我這部戲有沒有現實意義，這就是。
三聯生活周刊：老舍這部書的核心不是寫抗戰。抗戰是一個特殊的環境。他是寫在獨特的時代和特殊的時段裏，討生活的人的討生活的方式。
田沁鑫：抗戰隻是一個舞台，各種各樣的人在燈下粉墨登場，被照射得澄澈極了。
其實壞人沒那麼澄澈，但老舍先生有意把他寫得完全澄澈，讓老百姓看得非常明白。
但這也是他不明白的一點。老舍先生為什麼把他們的下場寫得都很可憐，因為還是恨他們。
三聯生活周刊：你覺得自己像劇中什麼人？
田沁鑫：前段時間我躺床上想一件事：現在要是真的有人給我特別多的錢，讓我做永遠是商業的那種戲，幹還是不幹？
我想半天，還是不能幹。在這點上我和瑞宣是一樣的。
我性格中忒懦弱，但我有底線。大家幹這行都想過上好日子。但那些東西會腐蝕你。當那些東西到了的時候，對於創作會是一個分水嶺。一個藝術家就得特別冷靜，要不然就會做那樣的東西，一做那樣的東西，還不得很那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