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和憑證的功能，在文書的格式和表述中有明確的體現。幾乎所有清水江文書的末尾，都會有“口說無憑”、“空口無憑”、“恐後無憑”、“今欲有憑”、“永遠存照”、“永遠為據”、“立此字據是實”等字樣，這一重大事實不容我們視而不見。這清楚地表明，簽訂文書就是為了避免口說無憑，而通過實物形式來保存記憶。下麵這一則文書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例3：道光十九年（1839年）三月十八日薑顯智借穀文書[22]
立借字人薑顯智，為因家下缺少糧食，自己借到與薑紹齊兄穀九十斤，八九月秋收還一百八十斤，不得短少，立此借字是實。
親筆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立
“立此借字是實”告訴人們：口頭的話轉瞬即逝，隻有把承諾以可記可見的實物形式（借字）固定下來，才是可據之“實”。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文書沒有出現中人，實屬罕見。大概因其所記事體不大（借穀九十斤，還一百八十斤），無需勞煩中人出麵，兩個人的“麵子”足以擔保一切了。
綜上所述，從精神內涵和約束力來看，清水江文書可以定性為倫理文書；從形式要件和主要功能來看，清水江文書可以定性為檔案文書。二者一內一外，共同構成了清水江文書的實質。
4餘論：中國社會形態的自生邏輯
以清水江文書為據，我們可以對清水江流域的社會形態得出什麼結論呢？我們能不能套用適用於西方的社會形態理論（即通常認為的西方社會按照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軌跡向前發展的理論）來界定清水江流域的社會形態？這些問題依然涉及研究“範式”的選擇。其實，梅因“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與通常的五大社會形態理論是相互呼應的，都是對西方社會曆史進程的描述方式。
無獨有偶，馬克思在1857年～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也提出著名的三大社會形態理論，通過與梅因公式相互參照，可以加深我們對中國社會形態的認識和自覺。馬克思在手稿中寫道：
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隻是在狹小範圍內和孤立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麵的關係、多方麵的需要以及全麵的能力的體係。建立在個人全麵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個性自由，是第三個階段。[23]
馬克思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經過抽象和概括，大致區分為三個階段：人的依賴→人的獨立性→個性自由。用這個理論來解釋西方社會是非常切合的。其實，所謂“人的依賴”即大致相當於梅因的“身份”階段，而“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大致相當於“契約”階段，“個性自由”則指向共產主義社會，梅因的思想並未涉及。
問題在於，我們能否用馬克思的三大形態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社會形態演進呢？本文認為是可以的。但必須認識到中國問題的特殊性和複雜性。事實上，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就是並且至今一直是“人的依賴”階段。就目前而言，由於市場社會的發展，中國在“人的依賴”中正在增進“人的獨立性”，但中國始終並未因此完全脫去“人的依賴”關係。也就是說，中國社會從總體上看也遵循三大形態理論，但這種遵循並不是後者逐個取代前者，而是在保留前者（人的依賴）的條件下增進後者的因素。這是中國社會形態的自生邏輯，是由中國文化的根本性質決定的（至於中國文化如何決定了中國社會形態如此這般的發展，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論題，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納的）。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公民社會建設日益迫切，個人意識和法治精神也在不斷增強。當此情勢下，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催使我們進一步追問：對於中國人而言，個人意識與家族意識一定是衝突的嗎？人治（仁治、德治）與法治一定是對立的嗎？如果是西方人，他們肯定會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而對於崇尚圓融與和諧的中國人，答案也許是兼容的。其實，這並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而就是當下中國社會活生生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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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共黔東南州委黨校來稿日期：2015-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