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城鎮化發展中民族文化適應研究
綜合管理
作者：劉勇
摘要：貴州省“工業強省和城鎮化帶動”戰略已啟動四年，即將完成“五年規劃”，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進一步探究在貴州這樣一個多民族雜居的省份開展工業化和城鎮化帶來的民族文化適應問題是有檢驗意義的。從當前情況看，工業化和城鎮化衝擊著民族和民族文化生態，而民族文化做出必然反饋，以一種觀望和逢迎、被動與主動並存的姿態做出“神經性反應”，這是一種有限時空下的調適現象，而其矛盾現象的釋解有賴於時間性概念的介入和生活秩序的重建。
關鍵詞：工業強省 城鎮化帶動 民族文化 文化適應
貴州省委、省政府明確提出，“十二五”時期，要重點實施工業強省戰略和城鎮化帶動戰略。貴州省原省委書記栗戰書強調貴州省發展的是生態主導型工業，隻要把生態文明理念貫穿於工業生產的各個環節，走持續發展的路子就能成功。這是兼顧生態環境而做出的貴州快速發展的頂層設計，從經濟社會發展指標上看，是有其科學性的。工業發展從生產力提升上給貴州發展提速，但也必然引起貴州多民族社會生態的變遷，其中民族文化適應的話題就無可避免地構成了探討的可能性。目前，針對貴州這一特定場域、特定事件下的特定行為的研究還沒有相關研究成果，但這一研究視域的重要性是可預見的，也有實踐價值。
1.生態變遷與邏輯變更：“場域”視角下的分析
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在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領域內具有較高的實踐價值。布迪厄認為，場域是“在各種客觀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1]，它是獨特的，它不是對社會單純的空間分割，也不是被一定邊界物包圍的領地，而是指有一定文化特征因素在其中作用的相對獨立的具有社會性的場域[2]。在這個場域內，其運行規律和方式等均遵循其特定的邏輯，有其必然性，而且這種特定邏輯和必然性在“他者”場域內並不通行。
民族地區尤其是民族地區農村，其構成的也是一個特定的“場”，其自身邏輯為特定的行動表現做出歸因。當工業化打破原有農業生態，並城鎮化改變著其生活邏輯，一種變遷的姿態自然出現。於是，不同場域因素在作用與反饋間用博弈的姿態進行磨合，構成一個調適的彈性空間。貴州是一個少數民族成分十分多元的省份，民族地區農村比例較高，在城鎮化過程中，一種嶄新的頂層設計開始介入到這些農村社區，並用遷移合並或就地改造的過程完成一個城鎮化過程，將原有的場域性打破，構建一個新的場域，其中作為一定場域性慣習的承載者，就無可回避地麵臨適應與否的調適。
每個民族或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係統，麵對外來文化的衝擊，都會做出一些反應，以求對外來文化達到適應狀態。貴州民族地區多為一個個具有獨特性的場域，他們形成了一種基於地域共性和民族共性的文化場域，麵對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其文化調適行為必然發生，首先體現在文化持有者身上。
2.被動觀望與主動逢迎：基於現實的矛盾表征
長期以來，民族地區各民族之間圍繞社會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主要紐帶，相互往來，各種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漸形成了區域性特征明顯的文化結合體。相對外部而言，這種結構體係較穩定，而其內部的多元因素實際上不斷互動著，但體現出來的是一種有序互動。隨著工業化推動下的城鎮化發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斷介入，民族地區的文化生態將發生變遷，各種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衝擊和影響，麵對文化生態的種種變遷，作為具有一定結構形式的當地文化必然會做出相應的反饋，而這種反饋具有主動適應的一麵，也有被動不適的一麵。
從對貴州畢節試驗區的調研情況看，麵對城鎮化的發展，民族地區往往開始以一種不自覺的被動行為做出“神經性反應”，跟隨城鎮化步伐而律動。這是一種有限時空下的調適現象，並未構成一種可能基於自覺行為的結果。畢節七星關區的建設牽涉到諸多城邊民族地區的城鎮化問題，其中以苗族、彝族農村的反應更為明顯一些，不同民族之間對於城鎮化過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應具有一定的類同性，不少受訪對象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動觀望，有的則是主動逢迎，而這種矛盾的歸結點在於利益信息的波動，尤其是經濟利益信息對於其思想觀念的影響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慮也無法盡釋。比如祖業的固守觀念、宅居風水的留戀，以及展現在現代城市生活節奏和行為的困惑等。這種不適應的受訪對象中，根據不同年齡層次的差異，展現出來的結果並不相同，但其中適應度基本遵循“從老到小”的遞增規律，即老人對於變更傳統的行為相對較為保守一些，表現出來的不適應程度深一些，而新時代更為適應這種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