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區群體性事件輿論引導範式轉型
調查與研究
作者：馬廷魁
目前我國整體已經進入了風險社會，西部民族地區更加突出，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而媒體的疏通作用可促進區域穩定，有助於民族關係和諧、實現國家崛起與邊疆和諧。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群體性事件中傳統媒體的報道範式需要轉型。網絡媒體和社會化媒體的快速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傳統媒體的輿論引導力，給民族地區的輿論流布帶來影響和衝擊。而對這一重要領域的研究在目前的學界尚處於探索和起步的階段。從新時期國家的區域傳播策略和輿論引導方向來看，學術界在此類問題上已經顯示出其滯後性。
目前涉及到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輿論引導研究，很少對群體性事件中的輿論流向做實證考察和測量，相關的解決思路，由於缺乏深入的實地調研，隻在宏觀層麵上做泛化解讀，輿論引導的效果監測和評估研究十分薄弱。隻有數據化和量化的效果評估研究，才能提供切實可行的依據，因此，基於“效果監測和評估”視角開展輿論引導研究顯得十分迫切。
西部民族地區群體性事件中的輿論引導研究
群體性事件的理論研究，在西方學術界統稱為社會衝突理論，該理論對群體性事件的起因、製約因素、控製方式及其影響進行了較為係統的闡述，也有不少輿論學、傳播學的學者運用自身理論，從輿論引導的視角探求群體性事件的解決之道。沃爾特·李普曼在其1922年出版的《輿論學》中提出“首因效應”理論，美國傳播學家ME·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於1972年提出的“議程設置”理論及後續研究，1947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盧因提出的“把關人”理論和20世紀50年代懷特提出新聞傳播的“把關”過程模式，德國輿論學研究者諾埃勒-諾依曼1974年在《傳播學刊》中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論，以及美國學者拉紮斯菲爾德上個世紀40年代在研究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提出的“兩級傳播”和“意見領袖”理論，均為此類研究。
而目前關於西部民族地區群體性事件方麵的研究，則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
1.民族新聞傳播與構建和諧社會之間的關係研究。白潤生、年永剛論述了民族新聞傳播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間的關係，翁澤仁認為民族信息報道的成功與否不僅涉及到國家信息、新聞傳播機構的輿論引導任務，而且觸及到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傳播問題、社會穩定、民族關係的和諧問題。①
2.網絡輿論引導研究。石靜認為應該優化少數民族地區的信息傳播環境，強化網絡媒介，為少數民族地區提供信息服務與輿論導向。②林淩以新疆“7·5”暴力事件為例，認為為了爭取抑製暴力事件惡化的網絡輿論主導權，必須根據暴力事件發生的不同階段的特點，分別進行網絡輿論預防、網絡輿論反製和網絡輿論反擊。③
3.策略和對策研究。盧毅剛探索新的方法去解決諸如突發性群體事件、社會傳聞容易蔓延等非正常輿論形態所造成的負麵影響。④張成良以烏魯木齊“7·5”事件報道為例，分析危機事件中的傳播策略。⑤
4.群體性事件輿論引導中的意見領袖研究。馬萍區分了少數民族意見領袖當中的傳統力量和現代群體。⑥
目前民族地區輿論引導研究存在的問題
1.將群體性事件與輿論引導結合起來的論著較多，但關注西部民族地區的相關論述較少，應景式文章較多，特別是“7·5”事件之後，出現了井噴式研究，後續和長效研究較少，不能從根本上提出解決的方案和策略。
2.感想式、泛化式策略研究較多，計量、嚴謹的數據較少，缺乏專門針對輿論引導效果的測評研究，對輿論機製形成認識不足，對策流於空泛，針對性不強。效果研究在傳播學中有很強的社會定量研究背景，所以需要有大範圍社會調查和長效的研究機製來把握效果。
3.強調傳統媒體和網絡的引導作用，忽視了社會化媒體崛起這一新的社會發展背景，忽視了西部民族地區媒介化社會和液態社會的發展潛能。很多研究者對西部民族地區的認識還停留在過去的影像資料和媒體報道上，而網絡和手機已經極大地改變了西部民族地區的信息生態和文化空間，西部民族地區的信息化和流動化也使得輿論的流布愈發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