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離譜的是一位中年婦女言之鑿鑿地稱我是她失散多年的親生兒子，因環境所迫轉寄他人，如今堅決要求索回……我萬分狐疑地向母親求證，媽媽告訴我，這是觀眾企圖得到你回音所采取的手段，你當然是我親生的，豈容懷疑！我還傻傻地手執每日一封求愛信向團組織領導彙報，因對方威脅說再不接獲回信她將自盡。還有的信件在一番褒獎之後，竟祝我“永垂不朽、萬古流芳”，讓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總之在這些光怪陸離的信件中，折射出人生百態，也迫使我這初出茅蘆的青年在閱讀中增長見識和日趨成熟。媽媽來上海看我時，騰出部分時間代我讀信、撿信，幫我分析、研究，適時在我身邊敲響警鍾，告誡我對這些生活中的小插曲勿以為喜，自鳴得意，不應妨礙我將所有精力投身於剛始起步的事業，在關鍵時刻，為我撥正航向！
在我兄弟倆事業沿著既定跑道加速起飛、在父母工作步入穩步發展的時刻，一場風暴的突然來襲，無人得以幸免。在“欲加之罪”的年代，父親一貫的樂善好施及助人為樂，按“階級鬥爭”的觀點被解讀為對工人施以小恩小惠，達到拉攏、腐蝕的目的，無盡的遊行、批鬥，飽受非人的磨難，令人痛徹心肺。記得母親曾在信中描述道：“見他在烈日暴曬下勞動，我的心在流血……”之後，很少再提及，大約是怕我傷心或牽連我的緣故吧。“四人幫”垮台後，他雖獲昭雪平反，但積勞成疾，心力交瘁，終在1980年，被胃癌吞噬了生命。1980年暮春，我曾攜女去探視，那時他已骨瘦如柴，命懸一線了。我送他去醫院吊針、化療，陪了他幾天；當《子夜》劇組發來通告讓我回組拍戲時，他一麵催促我返滬，一邊緊攥我手，雙方都意識到這將是生死訣別！在一個滂沱大雨的清晨，我抱著小菁趟著水，噙著淚奔走在返滬的站台上，險些誤了火車。
在父親故世十年之後，悄然進入她的生活並與她為伍的竟是另一場奪命絕症，1990年3月她被診斷為卵巢癌三期並伴有輕度腹水，醫生比對檢驗報告，對母親的耐受力表示驚訝：如此巨大的痛楚她居然坦然承受！起始擬做手術，會診後認為發覺為時已遲，決定保守治療。我聞訊急飛廣州探視，在弟弟家我們共度了她一生中最愉快，也是她臨近謝幕的一段絢爛時光。
當我返滬與上海腫瘤醫院聯係後，決定將媽媽接來診治。1991年的早春，回到闊別多年魂牽夢縈的上海，斜挎一小包，手提小行囊，除了因腹水而微隆的小腹外，不像重病號倒更似旅遊者。滬穗兩地醫院意見相近，盡管過了最佳手術時間，手術又有風險，但，對猶存的一線希望，母親本人及我兄弟都不主張放棄，決定作最後的爭取。
從她住進腫瘤醫院的第一天起，她就與病區的醫患打成一片，對病友噓寒問暖，隻見她春風化雨，從未見愁容滿麵，還不失時機地與病友切磋英語！我則謝絕一切邀約，專心致誌地照顧她，陪伴她走完生命的最後一程，每天騎單車往返住處與醫院間送湯送菜，履行兒子應盡的職責，藉以減輕積壓在心頭的負疚感；而她，正重拾信心，準備迎接一生中第三次與病魔抗爭（另一次是因追攆班車摔跤而導致胯骨骨折）——雖已是七十五歲高齡。
事實是嚴酷的。手術雖然成功，術後也有過短暫的緩解，她頑強地度過了術間的痛苦，但術後並不理想，在最後的五十多個日日夜夜裏，她仍與醫護人員緊密配合，不落一滴淚，不喊一聲痛，依然熱切地關懷著周邊病友的安危，四病區都知道有位堅強的李奶奶！但畢竟積重難返，回天乏術，母親於1991年3月31日淩晨與世長辭。遺憾的是臨終前目光散漫、神誌恍惚，不及留下片語隻言，令我們於悲痛中平添一份悵然。
籌辦母親追悼會的過程中，整理遺物時除了幾本《英語學習》雜誌外，還有一本記事簿，竟然她發現其中一頁書寫工整的文字，原來是她在廣州確診癌症準備手術前寫下的遺言：
人生的路途總歸有個盡頭，我已超過七十歲，不能算是短命了。雖然我知道現在手術很安全，醫學很昌明，到底內髒裏的毛病自己無法掌握，也許能平安度過；也許生命就此結束。
我不迷信，一切從簡，骨灰撒向大江或平原，讓我的靈魂自由飛翔。假如真的有靈魂的話，我將竭盡全力，庇護、保佑我的親人，絕對不會加害於親人。所以不要害怕。
我要求你們親密團結，互相幫助。你們各人都有一個幸福的小家庭，我也就無牽無掛了。
不要悲傷，不要難過，天下的父母總要早走一步，這就是人生的規律，任何人亦無法改變。保留我的照片，讓小輩記憶中有我這麼一個人！
1990.4.15手術前夕留言
母親的遺言中，以她的通達和知性，不需任何注解，冷靜而完美地詮釋了自己的一生。
五十天後，我親自搭乘班機將母親的骨灰送往廣州與父親同穴，讓他們繼續相依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