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心
名人棒棒糖
作者：梁波羅
母親是我生活中最重要、最崇拜的人。她不僅賦予我生命，而且以身作則教我如何處世為人，在我眼中，她是一個超凡脫俗、善良而堅強的人。
上世紀40年代中期，有件事我記憶猶深。那時我家尚住愚園路，一天媽媽被喊下二樓，在樓道裏接聽電話，沒說幾句就癱軟在地，眾人忙將她扶上樓來，半晌才緩過神來。原來父親九妹的丈夫（空軍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時撞上紫金山機毀人亡，噩耗有如晴天霹靂，當事人頓時亂了方寸，九姑父是為美國空軍服務的，母親通曉英語，因此從撫恤金到賠償，從文案到談判，所有善後她全程介入，陪同九姑去美領館辦理。幾經交涉，據理力爭，九姑終獲理賠及赴美簽證。此事更提升了母親的威望，大家都讚她說，五嫂若非健康因素，準是個出色文員，是個難得的優秀人才！
解放後，父親從大中華電影企業公司脫離出來，在該廠老板、香港娛樂界巨子蔣伯英的授意下，將上海仙樂舞廳一幫“洋琴鬼”——洛平大樂隊引進香港，進駐荔園水上舞廳，當上了“荔園”首任經理。原先計劃是他站穩腳跟後舉家移港的，不料抗美援朝戰火驟起，他擔心戰亂致使家人離散，遂棄職隻身返回上海。
回滬後，父親一時難覓合適崗位待業在家，日顯“坐吃山空”的頹勢。一天放學，我在有軌電車頭等艙裏眼見他追攆著上了三等艙，隻為節省幾分錢。此刻，我始覺家境拮據的窘迫，雖然他從不在我們麵前表露什麼；從第二天起，作為就讀生，我也擠在三等艙裏去上課，“聚沙成塔”的道理還是曉得的。
大約在1952年，父母在大姨夫的帶動下，一起南下廣州，篳路藍縷，在廣州糖果廠學著去打理他全然陌生的新行當。為了照顧父親，母親及弟弟也先後定居羊城，僅我一人留守上海。1954年起，由於媽媽的堅持，實現了她一直企盼的參加工作的夙願，成了一名包糖計件女工。從她來信中我感到，盡管學非所用，她不以為苦反以為榮，認為以自己勞動換來的報酬更能體現自身價值，自食其力是她夢寐以求的。她進步神速，不久就被評為生產能手。當時廣州生產的柑粉夾心、檸檬夾心糖，在上海市場頗受青睞，是饋贈親友的上佳禮品。每當我剝開透明玻璃包裝紙，將黃澄澄的糖含進嘴裏，別有一番異樣的甘甜，也許正是因為有一份母愛夾雜其間的緣故吧。
生活平實、平穩而又平淡地進行著，我則完成了由中學到大學本科的學業，踏入社會，拍攝了我的處女作《51號兵站》。她當然十分振奮，眼見兒子彌補了她自幼酷愛表演、無奈屈服於外公的威懾而未能如願的遺憾，不時為我送來鼓勵和祝福的聲音。包糖車間的女工知道李亞男的兒子在拍電影，嚷著要她請客，她當眾誇下海口：小組成員每人一票！總算盼到影片在廣州放映了，不料盛況空前一票難求，排幾個小時隊每人限購四張，她一下子傻了眼，要花多少天才能兌現諾言啊？但她說為兒子排隊也心甘情願！看了影片後，在對新人一片讚揚聲中，她的評價卻驚人的冷靜：“看得出你是努力的，角色完成得也算稱職。”僅此而已，沒有過多的讚譽，更無半句溢美之詞。起初我有些不悅，但仔細想才體味到這是一種崇高而深沉的愛護，她是在我舉步之初，激勵我去攀越更險峻的高峰，去開拓更為廣闊的空間！
影片放映後，觀眾反應的熱烈令我始料未及，我也一夜之間成為萬人矚目的新星。從此上街不再自由和方便，往往與認出你的觀眾不期而遇四目相接時，對方似被電擊一般，反把我嚇一跳！但當時人們對喜愛的演員表達方式含蓄，更多的是駐足觀望、竊竊私議，佯裝逛街一路尾隨，勇者也無非上前搭訕，索要簽名；絕無時下一班青蔥少年對偶像頂禮膜拜表達愛慕時尖叫狂奔、圍追堵截甚至鬼哭狼嚎、呼天搶地等過激的出格表現，那時要文靜、文明、文化得多。
最常見的方式就是通信，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如雪片般紛至遝來：山區、礦山、部隊、農村，由少兒到長者，無所不包，無奇不有。傳達室大伯從開始一抽屜，後來索性用麻袋專裝給我的信，我自然興奮，嘴上不說，心裏美滋滋的。對於大量求愛信我一概不複，惟獨對兒童、戰士、農民、僑胞的信，出於尊重，總要抽空複一短函，以免傷寫信人的心。但因此也惹出不少麻煩：一位山東老鄉接獲回信後，抱著花生、小米之類農產品千裏迢迢找來上海，與我稱兄道弟，要我管他吃住；另一印尼女僑胞更是將當年短缺的油、糖寄我，我再三拒收後，居然親自來上海要求在青年會賓館麵晤，我未理睬。不幾日，對方竟然拎著大包小包找上門來了，其時正值劇團排練話劇《戰鬥的青春》，同事中叔皇，史久峰出麵為我擋駕，稱我出外景去了，方始打發走她。一時大家七嘴八舌為我支招，有人建議我索性從同仁中“租借”一如花美眷攜帶繈褓幼嬰慨然赴約，以斷絕對方非分之想……所幸隻是趣聞一則，未付諸實現。好在當年不興“狗仔隊”，娛記大多政治領先，不似當下的某些記者，捕風捉影，對藝人隱私津津樂道，對八卦新聞趨之若鶩；否則傳將開去以訛傳訛，後患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