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1 關於觀念創新的思考
基於自組織原理和高新技術企業集群自組織的條件，我們有必要對國內現有高新技術產業政策和發展模式進行一定的反思，希望能有新的發展啟示和思路。
（1）為什麼說製度重於技術？吳敬鏈教授認為，我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製度重於技術。對於國內科研成果向生產轉移的速度過慢、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積極性等老大難，他將之歸結為，數十年來我們製定了許多發展新興產業、高新技術以及知識經濟的規劃，其中不少規劃存在著就技術談技術的偏向，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研究開發新技術，采用更靈活更有效的方式去引進新技術，試圖通過“提高創新意識”、“加強技術進步指標考核”去加快技術進步和技術改造的進程，而沒有在做出有利於創新的製度安排上下功夫，沒有從克服企業製度、激勵機製存在的缺陷著眼去解決問題，結果往往勞而無功，情況沒有任何改善。其實，這種觀念主要是針對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所遇到的特殊國情和製度改革的迫切要求而言的。本源上講，無所謂製度重於技術還是技術重於製度。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同在美國矽穀這個製度環境下，為什麼信息技術企業集群先出現和發展起來，而生物技術企業集群發展相對較晚，規模較小。科學技術有自身的發展規律，未必因製度等因素的變革而改變。同時，高新技術產業強調的是應用性和商品化，已經超出了純粹的技術範疇，而與各種市場、經濟、社會製度密切相關。實踐表明，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往往對於經濟社會變革具有先導性作用，處於體製創新和科技創新交叉融合的最前沿。美國經濟學家 D。C。諾斯和 P·托馬斯認為隻有建立有效的經濟組織，才會發生經濟增長。高新技術產業以集群的組織形式獲得競爭優勢本身也是一種製度性的創新，高新技術企業集群其實是一個製度因素與技術要素高度耦合，相互催化的經濟社會係統。
第一，從自組織角度來說，製度變革的根本作用在於改善高新技術企業集群自組織的條件和環境。從前麵談到的高新技術的重要影響和發展趨勢可以看出，高新技術產業及其集群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是一場激烈的產業革命。這種產業革命必然會對傳統的製度結構產生挑戰，而隻有改變傳統製度中的不合理部分，探索和形成新的製度結構，產業革命才有可能順利推進，集群才能生成和進化。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的最大的區別，在於它是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在生產要素中人力資本要素扮演著最為關鍵的角色。決定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一個企業高新技術發展狀況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物質資本的數量和質量，而是與人力資本潛力發揮相關的經濟組織結構和文化傳統等社會因素。從國內高新技術企業集群的形成過程來看，製度變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從大的方麵講，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設立和招商引資各項政策法規的完善，都是促進高新技術集群湧現和發展的關鍵因素，創造了企業空間集中，外界技術、信息、資金輸入，以及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通過創新網絡和市場交易產生非線性作用等各種條件。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得較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通過鼓勵高新技術企業實行產權主體多元化，通過技術入股製度、技術開發獎勵製度等方麵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以知識資本化為核心的分配製度，促進高新技術企業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規律和高科技發展規律的激勵機製、競爭機製、監督機製、技術進步機製，較早地按照國際慣例解決了產權製度和分配製度（楊衛，2003）。
第二，製度的變革也要發揮自組織的機製。一直以來，國內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建設科技園區的方式都是從上到下進行推動的，政府部門是製度的供給者，而企業和社會是被動的接受者。這在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早期，是非常有效的，目的在於由政府自覺地去打破束縛經濟、科技發展的條條框框，營造寬鬆的發展環境，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及其集群的形成。這實際上是政府以自身為對象所進行的製度創新和變革，自然是可行的。但是，在市場經濟逐步建立起來，科技、經濟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的新形勢下，製度供給的方式麵臨改變的要求。製度創新應該成為個人、企業、集群和政府等各種主體互動的結果，而不再是由少數政府官員或專家學者在短期內突擊“研究討論”出一個新政策。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2003）認為，經濟組織所包含的信息要遠遠比政府和專家所知道的信息多得多。政府要承認自己對什麼組織結構有效率並不完全了解，要讓人們自由地利用自由價格和自由企業製度去試驗，市場有不同的組織結構，包括試驗無效率的結構。隻有通過足夠多的組織結構試驗，人們才會逐漸獲得越來越多的有關組織結構的知識。通過這些試驗，才能選擇有效的分工結構。這種觀點是符合自組織理論關於係統複雜性的基本觀點和原理。高新技術企業集群可以說是由無數種要素構成的複雜巨係統，針對集群發展的製度創新如果能夠在各種關聯主體來相互協調的基礎上產生，顯然要比由政府單方麵頒布和實施更有科學性和可行性，效率更高，風險更小。因此，今後的高新技術產業政策製定或許可以考慮設立“聽證會”製度，或者可以由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自發形成的自律和協調製度代替部分的政府政策。換言之，高新技術產業製度創新也逐步要形成自組織機製，這也是政府轉換職能的需要和必然。
第三，應該強化對現代製度的學習、引進，實現“高端嫁接”和自主創新。大家知道這樣一個技術發展規律：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進程大體上可劃分為三個階段：技術引進和模仿階段，消化、吸收和改進技術階段，創造技術階段。人均GDP在1 000美元以下，發展中國家處於技術引進、模仿（使用技術）階段；人均 GDP超過 1 000 美元，發展中國家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進入技術消化、吸收、改進階段；人均GDP超過5 000美元後，則進入技術自主創新（創造技術）階段。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在這三個階段，相應的製度結構是否也發生了變化？製度創新是否也經曆從引進模仿、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的不同階段？製度創新如何與技術創新實現最優配置？這些問題對於我們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及其集群非常重要，但不容易回答。其實，這也正是製度經濟學研究存在著的重要不足之處：製度創新決定著技術創新缺乏現實案例的佐證，對製度創新供給的方式分析不具體，製度創新過程研究相對薄弱，新組織的形成和作用與製度創新的相互關係研究還有很大空間等（何忠偉，符少輝，2003）。但不可否認，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高新技術企業集群的形成，確實伴隨著一係列的製度學習和變革過程。例如，成思危教授在1998年提出的《關於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被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列為“一號提案”，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風險投資製度的建立。對於中國而言，這就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製度創新的引進。到 2003年底，廣東省已擁有創業投資公司和創業投資管理公司共 200 多家，風險資本金總額約 150 億元人民幣，均占全國1/3強。這些機構近年來共投資約 60 億元支持近 500 家創新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帶動社會匹配資金總額超過150億元，對於科技企業、科技園區和高新技術企業集群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然，國內的風險投資還存在政府主導色彩太濃，缺乏退出機製等問題。但不容置疑的是，我們確實需要在製度方麵加強引進、消化和創新，與發達國家和地區實現製度性的“高端嫁接”。
（2）高新區如何實現“二次創業”？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二次創業”要跳出科技的小圈子，跳出招商引資的小圈子，從更廣的視野尋找發展思路。目前，在國內推進高新區“二次創業”，大多還是局限於改善服務水平和投資環境以提高招商引資吸引力，或者組織科技攻關和扶優扶強以提高產業創新水平。這些措施都非常重要，但大體還是沿著原有的發展思路。是不是應該超越開發區自身現有的地域和功能局限來思考問題？高新技術企業集群的開放性、多樣性和非線性條件要求予以了肯定的回答。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發展形態選擇應有新的構思，並在戰略高度上實施新的突破。重要的新思路是：要拓展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功能定位，將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從單一功能的、相對封閉的區域轉變成為形態和功能多樣化的、高度開放的城市經濟社會係統，實現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科技園區建設與城市化進程的協調統一。同時，將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從加工區的規劃建設布局轉變為多元化、人性化的綜合性布局，實現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立體擴張”和“軟性擴張”。
第一，要將高新區與大城市進行功能對接和社區融合，而不是滿足於成為“世外桃源”。現有高新區的主要功能是高新技術研究開發和生產製造，屬於功能比較單一經濟區域，適宜工作，而往往缺乏培養城市化的聚居、生活方式，與城市空間的有機擴張相脫節，沒有形成成熟的生活社區。許多從業人員居住在城區，工作在高新區，下班之後人去樓空，成為“孤城”、“空城”。這種兩點一線，來去匆匆的工作方式導致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部非正式的交流不足，創新主體間非線性作用很弱，難以形成集群發展所需要的社會資本。而我們知道，在矽穀，企業人員間的非正式交流非常活躍，人們經常集聚在許多氣氛輕鬆的酒吧、俱樂部，在閑聊中獲取關於顧客、市場和技術最新情況，創造創新思想和商業機會。矽穀一些著名的大公司也開始分散其運營過程，創立能夠利用當地社會和技術的完整性和互相依賴進行生產的公司內部的網絡和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網絡；甚至辦公樓內部結構的設計也體現出減少公司內部不同活動的障礙的特點。公司之間在互相學習的同時相互競爭。他們交換經理、老板和債權人就像交換員工和零部件一樣輕鬆，競爭對手們非常了解彼此的活動。單從這點考慮，國內的高新區就已經不具備發展成為矽穀的可能。因此，高新區的發展不能僅僅局限於追求工業產值增長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更要致力於改善社區生活和交流氛圍，提高園區內外的開放性和兼容性。進一步講，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國內學習發達國家經驗建設科技工業園區時，基本上都忽略了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殊國情。那就是西方發達國家早已完成城市化使命，而我們正處於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期。原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 01年度貝爾經濟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列茨（Stiglitse）曾在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說過：21 世紀初期影響最大的世界性事件，除了高科技以外就是中國的城市化（吳良鏞，2002）。我國的高新區大多處於城市與鄉村的結合部，曆史的本意是要同時賦予了它發展高科技和推進城市化兩大使命。故此，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規劃建設要著眼於推進城市化和成為城市社會經濟係統的有機組成部分，高新區可以也應該承擔除了經濟增長以外更多的社會發展功能。反過來，這對於建設有活力的高新技術企業集群又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從這個角度來說，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發展的最高階段就是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消失”了，高新技術企業集群成為了整個區域社會經濟係統的有機組合，促進了區域協調發展。
第二，要合理規劃使用土地資源，提高企業等要素產生非線性相互作用的概率。一方麵，要提高企業分布密度。目前各個高新技術企業入戶高新區後，企業大多自己買下一大塊地皮，像農民修建房子一樣單家獨戶地築起圍牆，關緊門窗，埋頭生產。這種狀況加工區式的空間布局往往導致企業之間相互隔絕，占用土地多，以低層建築為主，利用率低。從外觀上看，排列著整整齊齊的廠房，很有現代化、工業化的氣派。實際上是不是最佳的空間布局方式呢？從促進集群發展的角度看，其實不然。經驗表明，首先，每平方公裏有32 個企業以上，是形成企業間分工與合作的前提（仇保興，2004）。而且，根據自組織的多樣性條件要求，各種規模實力不同，功能互補的高新技術企業的集聚比單一形態企業的集中更有利於自組織機製的發揮。另一方麵，發展快速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大多處於大城市邊緣，卻普遍麵臨城市土地資源日益緊張問題，發展空間受限，已經嚴重阻礙了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發展建設。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最快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環渤海地區，正好麵對著高密度大規模城市化時代的來臨。有學者（周牧之，2004）指出，擁有3 000多萬人口的東京大城市圈是當今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城市圈，規模和密度堪稱發達國家城市之最；但是，20～30年後的中國將出現數個規模為東京2～3倍的大城市圈，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將出現2～3 億人口規模的大城市圈，意味著中國將麵臨建設人類曆史上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高密度城市社會的大挑戰，需要建立起促進土地高度利用的機製。如何在現有資源基礎上實現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及其企業集群的持續發展呢？這就需要進行“立體擴張”和“軟性擴張”。立體擴張就是向空間發展。其實，為什麼高新區就不能建高樓呢？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極端缺乏，高新區不可能也不應該過多地依靠征收農民土地搞平麵擴張，或者過分追求歐美式的高度低、容積率低的建設布局。其實，城市經濟具有高集聚特性，建設高層“工業大廈”，提高企業集群密度和土地利用效率，發展都市型工業，在國內外已經比較普遍。例如，中國香港新達中心高達41層，集貨倉、廠房及寫字樓於一體，是香港最高的工業大廈。類似於軟件產業一類的知識服務型高新技術企業完全可以集聚在高層建築中發展，甚至可以采用辦公樓與住宅樓一體化的模式開發利用土地資源。傳統的高新區規劃大多將住宅、商業、工業區域按照功能不同相互分離。例如，廣州科學城的規劃提出，在功能結構上通過現狀的山體和道路劃出六個功能組團：微電子信息產業區組團、生物工程產業區組團、新能源新材料產業區組團、居住區組團、管理服務科研中心區組團及南部其他產業組團，通過山林地相互分隔，形成有機疏散的功能結構。從係統角度看，在數十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過分追求功能分區是不是反而會破壞各要素的有機聯係呢？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其實可以將居住區、工業區、商業區、展覽業適度混合。國外城市發展經驗表明，哪個區域混合使用土地，哪裏的經濟效益就比較好（仇保興，2004）。軟性擴張就是在發揮高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充分利用周邊的空間和資源為高新技術企業服務，使高新技術企業集群超越高新區的地理界限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獲取更多的發展資源。總之，應該提高高新區各創新主體的開放性，促進各要素的多樣化、差異化，尋找並拉近各要素之間形成超循環結構的結合點，為自組織形成集群及優化升級創造條件。
（3）如何找準政府定位？國內外的成功經驗表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科技園區的建設和高新技術企業集群的形成，都離不開政府作用的發揮。這個道理已經被大家接受。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應該如何找準定位，更加有效地發揮作用？一方麵，政府要有所作為，不能“缺位”。另一方麵，政府又不能代替和壓製自組織機製的發揮，要避免“越位”。
總的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及其集群應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政府的主要作用在於營造良好的環境。從外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成功的經驗來看，雖然政府的介入強度日益增大，但從總體上看，還是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並沒有超出彌補市場缺陷、提供公共產品的範圍。一般地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微觀基礎是企業，尤其是大量具有創新特性的中、小企業，政府不直接經營高新技術產業，政府隻提供製度環境和配套服務。同時，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用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引導資金、技術、人才按市場經濟規律合理流動，發揮各種資源的最大效益。例如美國的愛國者導彈中的 60%電子元件是日本生產的。美國信息高速公路投資中的4 000億美元，美國政府隻出了400億美元，還是以減稅等形式支付。
但是，我國發展高新技術及其集群過程中，政府的適當幹預也是必要的，而且往往會比發達國家幹預得多一些。政府把一些工作重點“放在如何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研究開發新技術，采用更靈活更有效的方式去引進新技術”等具體事項方麵也未必就是錯誤的。首先，作為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技術基礎比較薄弱，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需要從模仿、引進做起，學習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這些技術相對比較成熟，技術的不確定性小，政府部門集中資源，組織力量去引進可以起到見效快，風險小的效果。其次，國內科研機構和資源大都是計劃經濟體製下形成的，俗話說“解鈴還需係鈴人”，許多體製創新、資源重組等工作還是需要政府去協調組織，例如科研機構體製改革問題等。另外，各地區建設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往往是從無到有，無中生有；要在一片空地上建立高新技術企業集群，政府需要提供許多初始條件，除了基礎設施建設外，有時甚至還需要提供技術、資金、設備等資源，政府往往要做一些本來應該由市場調節的行為。針對國內科技園區發展的實際情況，政府部門其實非常有必要做好發展科技園區規劃，重點突出，因地製宜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不能簡單模仿別人，避免重複雷同，也要通過規劃突出本地區的產業特色和政府工作重點。要研究和提出科技園區發展理念和思路，提升招商引資形象和效果，選擇符合本地實際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道路，從邊緣向核心、從低端向高端、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技術拓展，合理配置科技資源，提高科技和產業的整體競爭力。要立足於規劃先行，注重長期、中期和短期規劃有機結合，注重開發資金的動態平衡、整體平衡和長期平衡，堅持高起點規劃、高水平設計、高強度投入、高質量建設、高效能服務，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綜合競爭力。
（4）如何看待優惠政策？各級政府關於高新技術產業各種優惠政策的出台對於促進科技企業發展和園區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從總體上看，優惠政策的作用正在弱化。一方麵，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法製建設的推進和市場機製的形成，優惠政策的製定和操作空間日益受到限製。在以往的優惠政策中，土地價格和稅收是兩大抓手。在土地方麵，資源是非常有限的，全國高新區的麵積擴張的空間很小。在稅收優惠方麵，國家稅製的走向也不支持長期的、隨意的免稅減稅政策，而且從國家的角度看不可能按照行業特點來分別立法，稅法不可能分別給軟件、中藥現代化、新材料這些高新技術領域各自出台一個政策法規。另一方麵，優惠政策是比較而言的，如果大家都出台類似的政策，那麼政策落差就不複存在了，“優惠”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了。而這正是我們麵臨的現實情況。因此，科技園區靠土地價格、勞力價格及其他各種優惠政策所形成的比較優勢逐步弱化。實際上，優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業集群的發展環境，但並不構成集群發展好壞的決定性因素，最後還是需要發揮自組織的力量。
同時，如果操作不當，優惠政策反而會削弱和破壞高新技術企業集群自組織的條件。優惠政策為了實現其“特別關照”，必定要設定一定的標準，劃分出特定的受惠對象。而高新技術企業集群具有係統的整體性，按照某種“成分”來對集群的主體和要素進行區別對待，往往人為地割裂了係統的有機聯係，政府給予的資金、信息等資源成為特定部門的收獲，外界輸入的平權化要求就遭到了破壞，反而不利於集群自組織機製的形成和發揮。例如，為提高高新技術產業顯示度和龍頭企業帶動作用，許多地方的政府部門都出台“扶優扶強”的政策，達到一定規模和實力的高新技術企業“理所當然”地享有科技投入、政府服務等優惠措施，而其他企業則被排除在外。短期來看，是可以產生一定效果的，但從高新技術企業集群的整體和長遠發展來看，從高新技術企業集群自組織條件來看，其合理性還值得商榷。另外，“扶優扶強”也要引入競爭機製，最後誰強誰弱要由市場去檢驗。
（5）如何推動產業升級？高新技術企業集群是地區競爭優勢的重要基礎，集群的發展提高了區域技術創新水平，改造提升了傳統產業，有力地推動了本地區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使得各產業部門的整體素質不斷增強，產業技術水平、運行效率和競爭能力不斷提高。同時，高新技術企業集群要持續的推動區域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則首先要求其自身也能夠不斷的升級，朝著結構有序度更高，功能更強的方向不斷演進。就是說，高新技術產業及其集群同樣麵臨升級優化的要求。自組織原理也告訴我們，高新技術企業集群是一個動態演變的複雜係統，集群的結構和狀態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功能和行為也相應發生變化，在條件成熟時，可能經係統分叉點產生更高一級的結構。矽穀就是高新技術企業集群結構自身調整和升級的典範。作為高科技的聖地，矽穀在不斷的創新中變化，20世紀60年代矽穀的主導產業是半導體，70年代是處理器，80年代又是軟件，90年代則是互聯網。矽穀在20 世紀六七十年代逐漸成為美國最主要的半導體工業製造基地。而特別在80年代後期個人電腦工業更在全球占支配地位。隨著新一輪創新公司衍生活動的發展，矽穀迅速成為世界知識經濟的中心。
反觀國內和廣東的高新技術產業及其集群，則存在相當緊迫的自身調整升級壓力。一方麵，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層次處於世界產業分工體係的低端，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值較低，國際競爭力較弱。例如，2002年，廣東省高新技術製造業增加值為 22.4%，比規模以上工業低 4.2個百分點，與美國、英國的 36%～43%相差甚遠；高新技術製造業銷售利稅率為5.3 元/100 元，比全省工業少2.8 元/100 元。可見我們高新技術產業的附加值很低，隻是靠密集型的勞力賺一點加工費。為此，要想方設法提升產業層次，通過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向產業鏈的高端邁進，增加附加值；轉移和淘汰純加工裝配和高汙染的產業，實現高層次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麵，高新技術產業結構單一，主要靠電子信息產業支撐。例如，從產值看，廣東高新技術產業主要分布在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和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製造業。根據《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2003）》，2002年廣東高技術產業工業總產值為 4 532.33億元（當年價），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總產值為2 626.4億元，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製造業總產值為 1 615.81億元，這兩大產業產值約占高技術產業產值的 93.6%，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占 57.9%，醫藥製造業僅4.7%，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製造業占 1.5%，航天航空製造業所占比重不到0.2%。為此，在技術領域上，要拓展新的高新技術領域，注重培育精密製造、海洋資源、能源、環保、智能交通、現代化農業、精細化工等新興高新技術產業。在職能分工上，不僅要引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生產性項目，也要更加注重引進跨國高新技術企業的總部、投資管理機構、研究開發機構和教育培訓機構，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的關聯程度和配套水平，增強產業集聚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