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矽穀強烈的非線性作用機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28公路文化的核心是個體主義，組織網絡結構比較單一。係統內各元素及子係統間相對孤立，缺乏相互聯係與作用。由於受到自給自足結構的束縛和缺乏能帶來技術或組織模式革新的生氣蓬勃的新興企業，其企業適應新的市場環境的能力十分差。當20世紀70 年代矽穀的企業正在形成與社會、大學、科研機構之間複雜的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的時候，128 公路則盛行著以傳統、保密和自我封閉為主要特征的文化風氣。這一地區大多數的工程技術人員來自新英格蘭，許多人加入當地教育機構，他們的身份已經被家庭和種族的聯係定了位，他們以在社會生活和商業活動方麵非常保守而著稱。企業強調保密更甚於合作。保密的文化使信息垂直流動；企業之間、企業內部單位之間以及企業與外部機構之間缺少功能耦合和相互催化。傳統的生活方式和保密的需要使得企業力求將上下遊活動內部化，盡可能實現自給自足，以保護企業的獨立性。保守的傳統和保密的風氣也影響著當地勞動力市場和企業家創業的模式。人們希望自己的企業能穩定發展，因此對企業的忠誠重於創新和冒險。保守的文化使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原有的發展機製也可以成功地應用於未來，過分依賴於和政府建立的關係。128公路地區由於具有良好的工業基礎以及電子工業的原先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采購行為的影響，因此在園區發展的初期，園區的領導層就致力於建立並保持與政府之間的密切關係，以期尋求政府的購買行為對已經建立起來的電子製造企業的財力支持，而不是著力尋求通過自身知識、能力求發展的道路。這樣，使得企業集群逐步缺乏變化與創新，企業集群被鎖定在原有“舊死”的超循環結構中，慢慢滑入近平衡狀態，失去了發展的活力，這正是導致他們20 世紀80年代後期失敗的主要原因。
而築波科學城的情況則更為僵化，各種機構之間的非線性作用很弱。築波是官僚科學城，在這裏個人的意誌隻能體現在政府的計劃之中，整個國立機構和個人都存在著一種惰性。他們依賴於政府資金的支持，最多隻滿足於個人成果的發表，而不注重科研與產業部門的結合，很少考慮讓科技產品向商品轉化，並且運用科技來促進和帶動經濟發展。作為個人，他們樂意在一家國立研究機構或大公司工作到退休，鮮見人員流動，同時很少有人勇於創業。政府也不講究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不善於與外界發生交往，使築波的技術創新和產品開發舉步維艱，從而也談不上對本國經濟和對世界科技發展有多大貢獻。
中國台灣新竹企業集群的非線性作用比較強烈。特別是工業技術研究院通過技術的聯合開發，或授權來進口技術，然後吸收、消化並在與本島企業，主要是新竹科學工業園企業的項目合作中利用這項新技術，最終通過產品、設備和技術訣竅來推動進一步的商業發展。根據工業技術研究院統計，園區 80%的廠商與該院之間有各種合作關係。同時，工業技術研究院不斷地輔導和衍生有競爭力的企業，成立以來已技術移轉或成立衍生公司 40 多家，如 1983年衍生出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UMC），1984～1988年分別衍生出台灣光罩製造公司、華邦電子公司和華隆微電子公司。這些產學研合作單位及衍生方式產生的公司，形成了各種功能耦合的超循環組織，在園區的發展曆程上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新竹園區管理局的統計表明，園區內廠商和研究開發人員至少一半以上與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及工業技術研究院有分工合作關係。交通大學的校友們、歸台的留學人員團隊在新竹的發展過程中相互信任和作用，形成縱橫交錯的各種人際關係。在這些研究機構的協同和參與下，新竹科學工業園的創新力量急劇增強，並帶動整個台灣島的科技水平提升（王振 朱榮林，2003）。同時，新竹的高新技術企業與美國矽穀、中國內地等地建立廣泛的聯係，形成了在人際關係、產業分工、科技創新及生產加工等方麵複雜的互動網絡。另外，國際知名企業也與新竹園區的公司簽訂技術合作，如茂矽與德國西門子聯合開發64M DRAM產品，世大與日本東芝 Logic SRAM技術合作，力捷電腦與德國ELSA、日本 Canon建立戰略聯盟關係等。
小結：本章探討了企業集群自組織的動力學條件，分析了矽穀集群中的非線性作用表現形式，將之與128公路地區情況進行比較分析，並以微軟（MICROSOFT）、英特爾（INTEL）、AMD等公司的發展曆程實證了超循環組織這一非線性體現形式。
作為一個開放的經濟係統，高新技術企業集群在遠離平衡態的非線性區域有可能自組織產生有序的耗散結構。而集群自組織是否發生，何時發生，進入何種分叉途徑，則要通過隨機漲落來決定。自組織理論強調，漲落導致有序，漲落對於係統新結構的形成具有關鍵性的觸發作用，是集群自組織的誘發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