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築波科學城，東京的日本政府有關機構各自與下屬單位都是垂直領導、垂直指揮，一體化運作，而政府部門之間卻缺乏應有的協調和一致。因此而導致的局麵是，上麵各政府主管部門之間爭權奪利，並且往往造成重複建設和巨大浪費；下麵各研究機構之間互相獨立、很少交流，國有機構與民間企業也互不來往。
中國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同業公會積極協調企業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企業員工的公共福利等等多方麵事務，建立信用機製，優化企業管理的重要力量。而中國台灣電力電子製造商協會及其類似中介組織，則為園區的 IC和半導體產業提供專業性服務，在加速企業學習進程和快速技術升級上發揮了核心性的作用。如電力電子製造商協會還積極撮合成員企業建立新產品協會和企業研發戰略聯盟。這些活動使得區內的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公共研究機構之間形成有序的網絡結構。新竹高科技產業的競爭策略，主要采取專業化垂直分工和資源共享，形成“彈性專精”的複雜的相互作用體係。
廣州天河科技園企業之間的聯係還較弱。例如在園區內的創新鏈不完整，生產協作體係不健全，企業間相互持股的比例也很低。
7.4.2 非線性結合途徑與形式：超循環組織
矽穀企業集群的形成、成長和發展過程中存在各種非線性作用，具體地表現為各種超循環結構的形成、解構和重組，並體現出企業從彼此孤立向相互關聯，從部分到集群整體的具體過渡。
實踐中，矽穀中微軟（MICROSOFT）、英特爾（INTEL）、AMD等公司的發展曆程提供了一個超循環組織的成功實例。20 世紀 70 年代，微軟與英特爾形成“Wintel”聯盟，從超循環論觀點看，這種聯盟實質上是一種超循環組織。兩者的交叉催化作用表現在：微軟公司不斷開發出占用內存越來越大的軟件，而英特爾推出功能越來越強的微處理器芯片，用戶為追上微軟推出的新版主流軟件，不得不采用更高級的英特爾新型芯片，更高級芯片的選用又推動了微軟的軟件的普及和升級。英特爾和微軟兩個經營實體通過“編碼”芯片與軟件這兩種“催化酶”而形成一個二元的超循環組織。
到20世紀80年代，IBM為與蘋果（Apple）計算機競爭而推出個人計算機時，又選用了英特爾的芯片和微軟的操作係統軟件，IBM計算機市場營銷的成功強化了“Wintel”聯盟，同時演化成一種更高級的、更複雜的三元超循環組織。同時，AMD和英特爾都是與仙童半導體公司有淵源的衍生企業，AMD公司也曾在80年代獲得英特爾頒發生產微處理器的許可證。近年來，AMD已逐漸發展成為英特爾最大的競爭對手。對原有超循環組織而言，AMD作為一個突變的“擬種”，力爭（部分）取代英特爾進入到這個超循環組織。微軟與AMD從 Athlonxp開始合作，逐步降低對英特爾的依賴性。另外，英特爾增加了對微軟 Windows係統對手Linux的投入，而且推出自己的計算機，而 IBM除計算機外，自主開發軟件能力日益強大。這些公司策略的不斷調整和變化，使超循環組織處於動態變化之中。但其總體趨勢是非線性作用得到強化，超循環組織的功能不斷得到優化。微軟、英特爾等 IT企業通過競爭、協同與選擇建立起功能耦合的超循環組織，與不屬於此循環的複製單元（其他同行企業）進行競爭並取得獨特優勢。“微軟和英特爾的成功並不是因為最好的產品質量和產品差異化，也不是因為提供客戶解決方案，而是因為它們的係統鎖定的地位。AMD不是沒有好產品，摩托羅拉生產的芯片速度也相當快。然而，微軟和英特爾還是牢牢地控製了整個行業”（舒聞，2003）。
上述案例充分展示了矽穀超循環組織這種發展路徑和模式的優勢（李興華，2004）。超循環組織的形成有利於強化企業與外界各成員、各要素的聯係，產生功能耦合，交叉催化和正反饋效應，提高了企業的有序度。同時，循環圈的形成可以使企業對物質、信息和能量進行多次利用。特別是企業之間產生的超循環結構，使得作為主導性資源的信息和知識得到了循環往複和充分高效的利用，並且在運動過程中通過重新組合產生更多、更新的知識和信息。如果企業各自為戰，缺少非線性聯係，則內部產生或外部引入的許多知識和信息將被浪費和“蒸發”掉，知識和信息耗損嚴重，如128公路和築波科學城的情況。另外，超循環組織也是企業尋求壟斷地位，獲取超高規模效益的重要途徑。
同時，矽穀基於科技基礎設施、風險資金、人才資本等共享資源，形成各種超循環組織，在矽穀集群之下形成了集群子係統，如生物技術、軟件、納米等集群。另外，在矽穀，經理們在上大學時可能就認識，或者在商業和政治活動中結識對方，企業間這種親密的聯係使形成共同的組織更加容易。矽穀存在大量基於校友（如斯坦福大學校友）、血緣關係（如華裔團體、印度裔團體）的個人關係與社會資本而形成的各種複雜非線性作用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