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幹部的活動領域是廣泛的，其職能是多種多樣的，不論從事國家管理工作、生產組織工作，還是青年教育工作，都必須具備管理幹部應有的多方麵素質，尤其需要掌握對個別勞動者和勞動集體進行有效工作的各種方法，以有利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
管理生產集體的綜合方法，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組織管理方法、經濟方法和社會、心理方法。這種分類的標誌是對職工個人和整個勞動集體發生影響作用的不同途徑，即：第一，教育途徑，目的是培養職工要有一定的自覺性，遵守勞動秩序和勞動紀律；第二，通過物質利益影響職工個人和勞動集體的途徑；第三，通過精神鼓勵的途徑。
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所采用的管理方法結構是不相同的。一直到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之前，領導社會主義生產的主要方法，是行政的和社會的教育方法。
直到三十年代末期，全國還存在著多階級的社會結構，即同時存在著工人、職員、集體農民和合作化的手工業者、個體農民、資本家、地主、私商和富農。采用組織管理方法和社會、心理的管理方法，是為了消除各階級利益的不一致。在解決勞動群眾內部問題時，由於勞動群眾的利益和要求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所以采用社會、心理教育方法是有一定限度的。同時，客觀上也沒有實行級差經濟獎勵的必要性。生產力發展的低水平，要求每個勞動者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以保證滿足勞動者最低的、必不可少的消費要求——吃飯、穿衣問題。那時的分配原則是“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就注定了不可能對領導生產集體的方法去廣泛地選擇。
現在，由於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成，階級差別的消除，以及經濟力量的高度發展，在勞動人民內部的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和專業的人員之間，產生了物質利益和精神需要上的差別，同時也具有了經濟條件，來滿足社會主義勞動者日益增長的多方麵的需求。所有這些，都要求把作用於個人的經濟和社會、心理方法列入重要的現行的管理方法，並擴大民主管理方法的範圍。
當然，在客觀上要求以高度的自覺性，來保持最嚴格的勞動紀律，鞏固生產資料公有製和生產計劃性的同時，組織管理方法的應用範圍正在逐步縮小，而民主管理方法的範圍正在逐步擴大。這完全符合列寧提出的以下原理：“任何大機器——即社會主義的物質的、生產的泉源和基礎——都要求無條件的和最嚴格的統一意誌，以指導幾百入、幾千人以至幾萬人的共同工作。這一必要性無論從技術上、經濟上或曆史上看來，都是很明顯的，一切想實現社會主義的人，始終承認這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
在共同工作的人們有很理想的自覺性和紀律性的情況下，這種服從就很象隨著音樂指揮者的柔和指揮一樣。如果沒有很理想的自覺性和紀律性，這種服從可以通過嚴厲的獨裁形式來實現。但是，不管怎樣，為了使這種按大機器工業形式組織起來的工作能夠順利進行，無條件服從統一的意誌是絕對必要的。”
總之，為了加強勞動集體的組織性、紀律性，必須采用組織管理的方法，這種方法有時也稱為行政方法。由於每個人的覺悟程度不同，所以對於工作人員完成領導的命令和決定的情況，必須不同程度地進行監督和檢查。
組織管理方法的選擇以分析生產形勢和行政工作經驗為依據，通過管理機關的組織結構來運用這種方法。這種結構確定生產係統的各種人員的相互關係和職務。這些方法的運用不得超過現行法律所規定的範圍。換句話說，國家給生產領導人員所做的各種規定反映了國家在經濟上“統一意誌”，並以此確定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的協調關係。
組織管理方法的實質，就在於它們在一定情況下，采用同一決策來完成任務，而且這種決策具有必須執行的效力。這裏沒有，也不可能有選擇按其它方式行動的餘地，就象經濟方法所特有的那種情況。換句話說，組織管理方法的特點，是必須執行有關的指令、決定和指示，而領導人員不完成這些指令和決定，就被看做是直接破壞紀律，並要受到一定的處分。
與組織管理方法不同，管理的經濟方法雖然也具有必須執行的性質，但是，如果改變了運用經濟方法確定的指標和客觀條件，這時並不追究執行者的直接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將會有損於計劃工作，其不良的後果是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才能暴露出來。
管理的行政方法和經濟方法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把兩者巧妙地、適當地結合起來，可以提高管理工作的水平，使指令和決定具有充分的根據，可以激發執行人員的主動精神，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以爭取最佳的成果。
因此，管理的組織方法和管理的經濟方法，就是組織工作者（勞動集體）在管理決策的基礎上協調行動，以便在解決生產問題時，可以取得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