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釀酒業雖然源遠流長，但是以糧食酒為主，對葡萄酒的釀製技術卻沒有掌握，因此，必須請位好的外國釀酒師。張振勳幾經周折，找了三位都沒有成功。1896年，張振勳與奧地利駐煙台領事拔保談話時，偶然中發現，拔保父親原來就是奧地利的一名著名釀酒師，當然，拔保也從中學到了一手精湛的釀酒工藝，而且拔保又願意棄官從商，於是，張振勳終於找到了一位稱心如意的合作夥伴。
1908年，張裕釀酒公司在煙台成立，公司擁有近千畝地、124個品種的葡萄園原料生產基地，有三層樓廠房和近2000平方米的地下酒窖以及一座玻璃瓶廠，並且從國外購進了成套釀製設備，而且還培養了自己的釀酒師，於是不久，白蘭地和紅葡萄酒的釀製就取得了成功。在他的精心管理和廣泛宣傳後，張裕公司的產品不僅風行全國，而且享譽海外，成了華人宴會和送禮的佳品。
張振勳不僅是個實業家，而且是個愛國者，他看透了清政府的腐敗和無能，支持孫中山辛亥革命，不但資助革命經費，還送兒子參加同盟會。1912年，孫中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邀請張振勳出任中國商會聯合會會長兼任南洋勸業會總理。辛亥革命後，張振勳擔任總統府顧問、工商部高級顧問，但他並不想做官，隻是借機更好地推銷張裕產品。
1916年9月，張振勳病逝在巴達維亞。
主張學習西方的民族實業家鄭觀應
鄭觀應，字正翔，號陶齋，外號杞憂生，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生於1842年。
鄭觀應，曾充當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買辦，後在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和商辦粵漢鐵路公司等擔任高級職務，投資興辦了不少貿易、金融、航運、工礦等企業，是一個集買辦、洋務和民族工商業於一身的民族實業家，還著有《盛世危言》的維新思想巨著，曾對中國思想界產生過很大影響。
鄭觀應的經濟思想和維新主張有哪些主要看點？
其一，商戰。
鄭觀應最突出的經濟思想，就是“以商救國”。他認為，在當時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威脅下，中國要“登於富強之境”，拯救民族危亡，隻有振興民族工商業，即他著名的“商戰”論。他把工商業看成是國民經濟的樞紐和主要推動力。他說：“仕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商務二》）。為此，他明確提出“以商立國”（《商務三》）的主張，因為“商賈具生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他同時又認為，商戰要有強大的工業為後盾，即“有工以翼商”，因為要使商業有價廉物美的商品，首先必須有先進的工業為其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因此，他早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提出要設專廠製造民用機器，主張發展民族機器製造業。
其二，攘外。
為了使中國民族工商業獲得有力發展，以便有效地進行商戰，鄭觀應主張要限製和取消外國侵略者在華的各種特權，強烈要求清政府實行“保商之良國”和革除“困商之弊端”，包括給予專利權、實行商品注冊條例、舉辦商品競賽會、鼓勵組織公司、裁撤厘卡、減輕其他捐稅負擔等。
他提出“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其三，變法。
為了實現“以商立國”的主張，鄭觀應提出，要學習西方，進行變革。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要引進先進設備，要“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暢其流”，還要開辦自己的銀行，以解決生產和流通中的矛盾，促進商品和資本加快周轉，因為“銀行為百業總樞”。為了把工廠、礦務、交通運輸、銀行辦好，還要有新式管理和技術人才，所以要辦學校，培養人才。
為了“以商立國”，鄭觀應認為，要改變“官辦商督”的辦法，因為“官辦商督”有官奪商權、管理不善、浪費嚴重、效益低下、受製於上、不能維護華商利益的弊端，所以他一再揭露封建官僚在官辦商督企業中，“官奪商權”、“專擅其事”、“調劑私人”和貪汙中飽等行徑，主張興辦新式企業應“一體主準民間開設，無所禁止”（《商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