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市洞頭縣根據各機關單位幹部的表現，評出末位淘汰培訓對象51名，其中副科（局）級以上幹部5名。培訓期間隻發基本工資，少數人覺得很沒麵子，個別人還拒不參加。為此，洞頭縣辭退幹部8名。
車管所“辦證難”，是溫州市民反映最強烈的熱點問題之一。針對這一問題，效能革命領導小組多次組織有關部門進行明察暗訪，並責成公安部門進行專項整頓，撤換了2位主要負責人。
至2003年底，溫州全市機關部門製定並落實各類整改措施2964項，簡化辦事程序、縮短辦事時限1582項。與此同時，政府機關的辦事效率有了較大提高：市行政審批中心窗口承諾件的辦結率，從2003年7月份的56％提高到現在的80％；基建項目審批由原來的“串聯”式改為“並聯”式，平均時間從160個工作日縮減為95個工作日。
根據溫州當地一個最新的民意調查，有86．6％的人認為機關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好，87．5％的人認為，首問負責製和一次性告知製等執行得好，96．3％的人表示沒有遇到機關工作人員推諉刁難、吃拿卡要等現象，群眾對機關作風的滿意度明顯提高。
二、改革緣起企業外遷
為什麼是溫州？很多人在談到溫州的“效能革命”時都會提到這個問題。
一位對溫州當地情況非常了解的政府官員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1999-2001年，廣東汕頭市外遷的企業超過1200家，導致企業存款大幅下降，2001年5月份，汕頭市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金融機構存款負增長。2000年汕頭首次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GDP增長率低於兩位數的現象。汕頭市為此展開了全市大討論，就發展環境等進行了一係列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發展環境確是溫州的軟肋。2003年12月16日，世界銀行在其網站公布了一份題為《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城市競爭力：中國23個城市排名調研報告》的英文全文以及簡要中文摘要。在政府效能的排名中，溫州和西安的政府效能在23個城市中是最低的。
環境的差距導致了企業大量外遷。2003年11月，新華社發表了《千億資金逃出溫州》的報道，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許多企業紛紛抱怨溫州的軟環境不行，致使他們必須離開那裏，否則企業的發展將受到很大的製約。溫州機關部門和幹部隊伍的作風還有比較大的差距，這都在不同程度上損害了群眾利益、黨和政府的聲譽和溫州的形象。這些年溫州一些企業外遷、一些項目辦不成、一些群眾集體上訪等等，都同作風方麵有關係。
加強投資環境的改善，怎樣把溫州人經濟轉變為溫州經濟，是一項需要研究的課題。為此，政府發起“效能革命”的整個過程也同樣是高效的，前後僅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
2003年7月22日的溫州市委九屆二次全體（擴大）會議提出，市委市政府要在全市機關部門開展一場“效能革命”，抓好機關作風建設，解決機關效能不高的問題。同時向機關部門發出“四項禁令”：嚴禁有令不行、嚴禁辦事拖拉、嚴禁吃拿卡要、嚴禁態度刁蠻。違令者，嚴懲不貸！
8月1日上午，溫州市委又一次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專題研究推動“效能革命”的具體措施。8月15日上午，近6000名幹部在溫州體育館參加了“效能革命”動員大會。
三、改革溫州傳統
事實上，溫州市曾采取過多種行動進行機關作風整治，但不正之風糾而複生。
溫州已無形中形成一種地域文化，要辦事，就去找熟人。個別公務員的工作也有親疏之分，對自己有利的或重視的，效率就高，反之，則拖延或扯皮，效率就很低。
溫州市的幾萬家企業，每年都會將全市所有的行政執法部門特別是重點涉企的36家執法部門“評頭論足”一番。政府部門存在的“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四難”現象，成為企業常年集中反映的一個焦點。
政府的效率直接影響企業的效率，也直接影響競爭力。政府的工作效率、行為方式等軟件條件構成了企業的所謂政府成本，即企業所付出的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人力、物力、財力。這樣的成本高當然不是好事。成本高一分，競爭力就會少一分。
半年過後，這場革命確實帶來了一些積極的變化。原先企業外遷比較多的蒼南龍港鎮，現在外地企業紛紛前來投資，短短時間內已經有5個超億元項目落戶龍港。外遷企業也開始回遷，如外遷到上海的溫龍公司，已在龍港征地110畝建設廠房。
但是“效能革命”如果僅僅停留在改善辦事態度的層麵，那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