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封建統治最為“健全”也最為森嚴的時期，曆任皇帝都厲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商人的整體地位較之元、明時期更為卑下。但清朝的“紅頂商人”卻一直層出不窮。
所謂紅頂商人，就是擁有官僚身份的商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清朝中葉是江春、鮑漱芳；在晚清是胡雪岩、盛宣懷和喬致庸。這些紅頂商人當中，徽商占了大半。此外，還有很多亦儒亦賈的徽州人，通過科舉、捐官等途徑，取得了官員的身份之後，依然從事商業交易，這些人都屬於紅頂商人的範疇。
按照現在的主流觀點，紅頂商人無疑是一種畸形產物。依附於“官本位”體製的商人，沒有獨立人格，隻是官府的附庸和奴才；而且，這導致了官商在很大程度上的市場壟斷，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競爭，也會造成官吏和商人共同腐化。此外，“紅頂”對商人而言，榮耀的背後，是更加沉重的包袱和桎梏。
然而，站在清朝商人的立場，要想做大、做強，就必須盡力攀附朝廷；當做大、做強之後，隻有更加小心翼翼地做好朝廷的奴才，並取得一定的政治資本，才能將產業持續下去，否則，甚至會有家族敗亡之憂。幾乎壟斷兩淮鹽業的徽商，紅頂商人輩出的局麵，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來的。
以徽州人為主導的兩淮鹽商，頗多巨富之家，這在清朝中葉盡人皆知。但在事實上，“從商品到貨幣的轉化，是一次驚險的跳躍”（馬克思語），任何商品都可能出現滯銷，販鹽亦然。特別是，官府對商戶的盤剝特別苛刻，不但各種課稅繁多，而且很多貪官汙吏對商戶肆意勒索。
康熙九年（1670年），權臣鼇拜倒台不久，吏治較佳，巡鹽禦史在微服私訪之後，提出了鹽商的“六大苦”——不但納稅高，而且在過橋、過路、渡江、報關和抵達口岸時，都要經受官吏的層層盤剝。上述話語並非出自商人的牢騷，而是出自當朝官員寫給皇帝的報告，可見問題的嚴重。
雍正即位後不久，決意革新吏治。經調查，從康熙六十年五月到雍正二年十一月，短短三年半時間，三名負責江浙地區鹽務的官員，“正課”（朝廷規定的鹽商稅收）為紋銀28.9萬兩，但“浮費”（地方土政策下的亂收費）竟高達紋銀71.2萬兩。無論“正課”還是“浮費”，自然都要由當地的鹽商承擔。對此，雍正皇帝大發雷霆，但終究無力治本。
乾隆六下江南，極重排場，揮霍無度，這些龐大的開支，江浙地區的官員大都攤在當地的商人（尤其是鹽商）頭上。鹽商大戶江春家業最大，因此自然出財最多。為此，江春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見，並榮獲“紅頂商人”的頭銜，但在此背後，則是更為沉重的負擔，每次“為朝廷盡忠”的表態，都離不開至少數十萬兩白銀。江春利用“總商”職務之便，對當地的商戶也頗多盤剝，以填補朝廷勒捐的無底洞。盡管如此，江春死後不久，江家也開始敗落。
乾隆後期和嘉慶初期，揚州巨商鮑漱芳，也是一位名垂史冊的紅頂商人。1751年乾隆下江南，他參與了接駕，並負責承擔乾隆“臨幸”揚州的主要事宜和大部分費用。如何款待這位平生吃盡山珍海味的“萬歲爺”，成了鮑漱芳的難題。
情急之下，鮑漱芳想到了自己早年離鄉經商時，母親為他做了一道家鄉風味的烤雞，並把烤雞裝進毛竹製成的路菜筒裏。於是，鮑漱芳別出心裁地為乾隆做了一道“路菜雞”。席間，乾隆皇帝對“路菜雞”讚不絕口，鮑漱芳暗自鬆了口氣，內心充滿喜悅。
乾隆興致勃勃地品嚐著“路菜雞”，笑吟吟地對鮑漱芳說：“這道菜味道真不錯，朕為它賜名‘如意雞’，祝願你們家族世世代代大富大貴、吉祥如意。另外，聽說你們鮑家鄉裏有‘忠’、‘孝’、‘節’三座牌坊，唯獨缺少一座‘義’字牌坊。你看這樣吧！你捐款修建八百裏河堤，再出資承擔三個省的軍餉，朕賜你們鮑家一座‘義’字牌坊，讓爾等永垂青史，這豈不更加圓滿、如意？”鮑漱芳頓時驚得欲哭無淚，但也隻好強作歡顏一口應允，並叩頭謝恩。